郑鹏:20世纪以来元代司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19-12-11 09: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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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鹏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但若将“司法”宽泛地视作以诉讼和审判为中心的法律实践,那么其不仅是中国古代各级官府最为繁重的政务之一,亦是社会秩序得以构建的基础。学界历来重视对中国古代司法进行研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和过程,从法典转向审判”(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中国文化》2002年第1期),这一领域的研究愈加深入。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草原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多元法律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使得元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同前代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元代司法相关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如刘晓《日本有关元代法制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和《元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平原《一枝一叶总关情——蒙元法制的开端与学术社会思潮的演变》(《法律文化研究》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泽岩《元代法律研究概述》(《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4期),以及胡兴东《元代法律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评析(2000-2011)》(《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元代司法特色研究、元代司法机构研究、元代诉讼与审判制度研究及元代司法实践研究四个方面,对现有成果进行评述。

  

   一、元代司法特色研究

  

   由于元代“征服王朝”的属性,其司法的独特性尤其受到学者的重视。杨国宜《略论元朝的法律》(《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认为皇帝个人意志干扰、司法不独立、科刑不按条例、刑讯逼供是元代法律执行的突出特点,对元代法制的整体评价不高。赵文坦、孙成状《元代司法制度的特点》(《东岳论丛》1995年第3期)指出,元代司法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1.中央并存两个最高审判机构;2.明确区分民事和刑事;3.审判上实行圆坐圆署制;4.多级录囚机制;5.刑罚上的轻刑原则。李淑娥《独具特色的元朝法制》(《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元代的法制既延续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制,又创制了突出蒙古贵族意志和利益的司法制度,进而从奥鲁官决断军户狱讼、“就便断遣”与“有斩无绞”简易判决办法,以及刑案检验制度的创新等方面,考察了元代司法制度的“破惯例创新例的事实”。白翠琴《略论元朝法律文化特色》(《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认为元代的诉讼审判制度颇有创新,主要表现是监察司法机构的变化、民刑分离及约会制。刘长江《元代法政体制述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认为,元代法政体制主要有以下特点:司法机构交错重叠,军政、宗教等各机关同时兼理司法,互不统属;司法机构设置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审判中推行“圆署制度”“五府审囚制”“约会制”等;将死刑最终判决权收归中央,掌握在皇帝手里等。美国学者柏清韵(Bettine Birge)在《辽金元法律及其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蔡京玉译,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41—192页)一文中指出,元代司法监督的加强以及法典的缺失使司法官员不愿意作出最终判决,她同时对元代的民族特权、职业区分及特殊司法管辖进行了讨论。

   除宏观讨论外,许多学者就元代司法制度中的民族特色与宗教特权进行了专门研究。杨华双《从法律制度看元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李莎《试析元代的刑律优免政策》(《学术探索》2012年第1期)对蒙古人、色目人以及僧道在司法中的特殊优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柴荣《论古代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邹敏和李学华《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分析了蒙古习惯法对元代司法的影响,认为其突出表现是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广泛运用调解方式。田莉姝《论元朝法制的民族特色》(《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主要关注到元代法制上的民族不平等,以及司法机构的互不统属、执掌不清。

  

   二、元代司法机构研究

  

   对于元代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制通史著作中已有所述及,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即是其中典范。不过,对元代司法机构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则是日本学者。有高岩《元代の诉讼裁判制度の研究》(《蒙古学报》第1号,1940年。中译本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8辑,1981年)是较早对元代司法制度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对刑部、大宗正府、御史台等中央司法机构,以及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路府州县官衙等地方司法机构,分别进行了考察。随后进行这一工作的是宫崎市定,他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时由安部健夫任组长的“《元典章》读书班”,并在《东方学报》的“元典章の研究”专号上发表了《宋元时代の法制と裁判机构——元典章成立の时代的·社会的背景》(《东方学报》第24号,1954年。中译本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文章在宋(金)—元这一长时段视角下对元代的司法体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元代主要承金制,与宋制则有相当远的距离。文章同时对元代司法机构的两大突出特点——圆署制与监察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陈恒昭(Paul Heng-chao)《蒙古统治下中国的法律传统》(Chinese Legal Tradition Under the Mongols:The Code of 1291 As Recon-structe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一书对《至元新格》作了复原,进而对元代法制进行了综合研究。书中花费很大篇幅论述元代的司法机构与司法管辖,作者尤其关注到元代法律的职业化,认为元代官吏的法律训练以及民间法律知识的普及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陈高华《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东方学报》第66号,1994年。后收入《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对元代各级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职能进行了详尽考察,是系统研究元代司法机构的集大成之作。此外,李明德《元代司法制度述略》(《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亦对元代的司法机构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

   元代中央司法机构的一大特色是不立大理寺,而并置大宗正府与刑部,其中大宗正府又源自大蒙古国时期的断事官即札鲁忽赤。田村实造很早就在《元朝札鲁忽赤考》(《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弘文堂,1930年)一文中,对元代札鲁忽赤的名称、执掌、组织以及由札鲁忽赤演变出的大宗正府进行了研究。刘晓《元代大宗正府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对大宗正府的渊源与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元代的大宗正府来源于蒙古旧制,又兼采汉制,体现了元代政治制度的二元性质。刘晓对元代的断事官亦有专门研究,其《元朝断事官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对断事官在元朝各机构中的设置与职掌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进而对元朝统治下蒙汉官制相结合特点进行了探讨。赵文坦《元代的刑部和大宗正府》(《历史教学》1995年第8期)对元代刑部与大宗正府的机构编制、人员编制与司法职责进行了考察,驳正了此前中国法制通史著作中的相关错误论述。

   在帝制中国,司法体系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相对于中央官制体系很早就发展出大理寺(廷尉)、刑部等专门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构一直没有从行政体系中分化出来,元代亦大体如此。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有关元代路总管府、县官、巡检司、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的研究中,对其各自的司法职能都有详尽的论述。他主编的《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还就元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司法权力分配进行了深入探讨。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元代行省及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的司法职责亦有相关论述。陈彩云在有关元代温州路的研究中,对路总管府的司法审判进行了考察(《元代温州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此外,首领官作为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在司法中有着重要作用,许凡《元代的首领官》(《西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与大岛立子《元朝の首领官》(《明代史研究》第30号,2002年)都对此进行了探讨。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是有关元代吏制的重要著作,书中对吏员在司法中作用与表现进行了考察。

   除正式的司法审判外,元代在解决纠纷时还有民间调解机制,特别是社制的建立和社长的设置,在调解民间纠纷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中、日学者很早就关注了社与社长在纠纷解决中的职责问题,并有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日本学者方面,代表性论文如有高岩、松本善海《元代に於ける社制の创立》(《东方学报》第11卷第1号,1940年)、井之崎隆兴《元代社制の政治的考察》(《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1号,1956年)、岡本敬二《元代の社制と乡村》(《历史教育》第13卷第9号,1965年)、太田弥一郎《元代社制の性格》(《集刊东洋学》第23号,1970年)、中岛乐章《元代社制の成立と展开》(《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9号,2001年)。中国学者方面,主要有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仝晰纲《元代的村社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胡兴东《元代“社”的职能考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三、元代诉讼与审判制度研究

  

   对元代的诉讼与审判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日本学者同样是先行者,除前引有高岩《元代の诉讼裁判制度の研究》、宫崎市定《宋元时代の法制と裁判机构——元典章成立の时代的·社会的背景》外,岩村忍《元典章刑部の研究——刑罚手续》(《东方学报》第24号,1954年)亦是这方面的力作。其中有高岩认为,元代在诉讼与审判中明确区分民事与刑事,这较唐、宋更为进步,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前引陈高华《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一文,可谓迄今为止有关元代诉讼与审判制度最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该文详细考察了案件从告诉、审理到判决的各个环节,认为元代的审判程序与前代基本一致,但在一些具体环节又有差别,其制度设计总体上是严密的。文章同时还对元代审判制度的运行进行了考察,认为许多制度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元代司法实际上存在许多弊病,其集中表现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案件的拖延不决。此外,吴海航《元代法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着重对元代的二元法文化进行了研究,重点对蒙古法的审判程序进行了考察。

元代司法中民事、刑事的分离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他们进而分别从民事或者刑事的角度研究元代的诉讼与审判制度。陈景良《元代民事诉讼与民事法规略论》(《法律史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主要就元代的民事诉讼和民事法规进行论述,认为元代的民事法律制度相比唐、宋有很大的进步,并对以后的明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杨淑红《元代有关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效》(《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7辑,澳亚周刊出版公司,2004年)对元代的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效予以探讨,对元代司法中的弊端,特别是稽迟和违错进行了分析。胡兴东近年在元代法律史研究领域用力颇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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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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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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