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建元改制”的风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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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当时的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一带)未央宫。当日,时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上皇帝后,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妻子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陈氏阿娇为皇后。二月癸酉日,归葬孝景皇帝于阳陵,始建元年为“建元”,至此,西汉的皇权政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历史的神奇之处,就是政治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与气质。汉武帝的上台,意味着西汉政治将一改“文景之治”的内敛低调、平和稳重,而将转变为恢弘张扬、大开大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武帝本人的气质与格局有关,呈示出其强烈的个性色彩,换言之,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好大喜功,决定了西汉政治文化在他登基伊始,即开始全面转型。

   英年早逝的庄春波教授在其《汉武帝评传》中有云:“刘彻的精神素质继承了曾祖刘邦的大度,祖父刘恒的沉潜,父亲刘启的果决”,同时“也秉承了母系工于心计的特点”(p14)。诚哉斯言。不过,如果要更精确地描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其实只需要用两个字就可以了,即汲黯所说的“多欲”。

   这位皇帝陛下,不仅仅是生理上“多欲”,更是心理上“多欲”。从他当少年天子起,就受内心冲动的强烈欲望所驱使,不断地渴望,不断地追求,不断地纵欲,不断地超越,这种情况,贯穿于他的一生,永无止息,至死方休。而它也恰恰成为了汉武帝政治的鲜明个性风格,影响并制约着西汉政治的历史进程与时代精神。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相杂,利中有弊,弊中寓利。汉武帝的“多欲”个性气质同样没有例外。“多欲”给他带来巨大的辉煌与成功,但“多欲”同时也给他造成明显的失误与挫折。荀悦称其“恢万世业,内修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汉纪》佚文)

   桓谭的观点也差不多:“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乃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也”(《新论·识通》)。很显然,汉武帝成就有多大,其过错同样有多大。

   我们在这里暂且撇开汉武帝一生功过不说,他那种“内多欲”、不安现状、热衷折腾的性格特征,也很容易在施政治国过程中患急躁冒进、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毛病,他即位伊始所发动的轰轰烈烈“建元改制”最终落得个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的下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文景之治”是汉代历史上最美好的阶段,“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大汉皇朝在秦末农民暴动与楚汉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经济、安定民生、和谐政治、走向强盛:“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不过,太阳底下有阴影,辉煌背后有危机,“文景之治”的无为放任,也导致了地方势力离心力增强,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管治效率不够彰显,国防政策消极保守,所谓“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的确面临着所谓的“更化”改革问题,使通过“文景之治”业已形成的经济上的积富之势,卓有成效地转化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积强之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汉武帝登基后热衷改革,打破几成惯性的因循守旧局面,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愿望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何时实施改革,怎么推动改革,使“更化”稳妥扎实地向前迈进,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弹,化解各种阻碍与消极因素,则需要有最大的政治智慧与杰出的领导艺术。滞于犹豫,过晚改革,固然不可取,但不谙政治形势,一厢情愿,过早发动,激化矛盾,惹火烧身,同样是幼稚、鲁莽的行为,同样会落入南辕北辙、进退维谷的困境。《国语·越语》所载范蠡之言“时不至,不可强究”,对于如何高明地把握战略时机,在事业奋进过程中做到把捏分寸,收放自如,恰到好处,始终具有不可忽略的哲学启示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汉武帝的“建元改制”,我们不能不指出:汉武帝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中,不免是过于冒失、仓促行事了。“建元改制”之遭遇狂风暴雨,被搞得灰头灰脸,最后夭折早亡,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武帝的张狂个性、忘乎所以、率性冒进所惹起的。

   汉武帝在推行“建元改制”过程中的最大政治不成熟,毫无疑问,是他急于改变已行之多年的统治指导思想。汲汲于变“因循无为”的“黄老之道”为积极进取的“儒家教化”。

   自西汉皇朝建立以来,当时统治者始终奉行的统治理论与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君主南面之术,致力于因循“虚静”,与民休息。这种文化氛围,笼罩着整个汉初政治生活,“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司马氏父子异尚》)虽说儒家学说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影响,儒生群体在当时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但在官方统治思想“黄老之术”面前,毕竟是处于下风,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故充其量,只能看成是一道蓄势待发的潜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时,朝廷中拥有老资格和特殊权威的政治老人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忠诚崇拜者与倡导者。她秉持大政,独裁朝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朝廷的真正掌门人,面对她的强势,她的专断,即使贵为天子的汉景帝,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委曲求全:“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儒林列传》)

   汉武帝在统治思想的关注与抉择上,则与其祖母窦太后迥异其趣。在他看来,无论是进取还是守成,做到“定天下,万物伏”,提倡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强调尊祖忠君的儒家学说,是远胜于“因循虚静”的“黄老之道”的。所以,他要在“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也绌老子”(《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的较量过程中选边站队,以帝王之尊来扭转并改变儒、道思想在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基本格局,从而为汉王朝的政治统治重新选择在他看来更为合理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是行动派,想清楚后就着手部署落实。需要指出的是:在尊崇儒学的过程中,他是形式与内容相并重的,既有更多的体现形式特点的礼制构建,如建明堂、建制度、易服色、正律历、兴礼乐、行封禅、定军规,等等;更有实质性的统治理论基础的再次抉择,主要官员的岗位调整,具体施政的指导引领,双管齐下、致力于克期成功。一时间,儒学呼之欲出,儒生跃跃欲试。政治文化气氛悄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总是有不少人在那里观察和揣度皇上的意图,希望能投其所好、缘夤而进。这本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一点也不让人诧异的,当然,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君主的思路合契,那就更是一拍即合、天遂人愿了。

  

   当时,刘彻的左膀右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儒学并无造诣,对儒生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汉武帝如此热衷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迅速明确姿态,调整立场,跟风而上了。由于他们握有荐人用人的权力,于是就把一些儒生拔擢到相当高的官位上,为重振儒学创造条件,打下基础:“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当然,他们这么做是与汉武帝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这样,才能够速见成效:“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赵绾、王臧等人骤至高位,刚开始时尚能注意分寸,比较收敛,不敢过分张扬。所以,其初步的举措还是倡导“设明堂,行封禅”等等,基本上做些形式上的礼仪整顿,而不曾去触动改变“更化”最高统治指导思想这个“马蜂窝”,治标而不治本,所谓“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云云。即在田蚡等人的鼓动、支持下,上奏请立“明堂”以彰显天子权威,筹备“封禅”大典以神化绝对皇权。

   不过,设“明堂”也好,行“封禅”也罢,都是有相当难度的“技术活”,在秦火余烬之后成长起来的赵绾、王臧这批儒生,在知识积累、学术水平方面,乃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提倡容易,落实困难,折腾半天,似乎成效并不显著,以“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为己任的汉武帝见状,多少有些不耐烦了,流露出失望的情绪。赵绾、王臧之流眼见情况不妙,就只好祭出最后一张好牌,请出自己的老师申公培前来帮忙,助自己摆脱困境。

   于是,他们很可能在汉武帝情绪尚好的间隙,将申公培郑重地向汉武帝作了推荐。汉武帝“急病乱投医”,很快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也许,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多是理想化的想象而已,大多情况下,老师的学问一般都要胜过学生的。为此,他郑重其事下特诏,将赵、王诸人的老师,著名《鲁》诗学大师申公礼聘入京,以备咨询。当时申公已是80多岁的老翁,“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汉武帝生怕“垂垂老矣”的申公经受不起长距离的旅途颠簸,还专门派出了可减轻车辆震动的蒲轮安车去迎接申公,真可谓求贤若渴,体贴关心,无微不至!

   申公这人可不简单,他80多岁可不是白活的,尽管长期僻居乡下,边缘政治,可心里对朝廷政治的动态却是细致入微、了如指掌。政治敏感性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从他内心的真实意愿说,他对儒学的重振是乐观其成的,也希望汉武帝所倡导的“建元改制”能顺利成功。但他同时又是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光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看时机是否成熟,“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受这种想法的主宰,申公培到了京师长安后,入住高端的“五星级”的酒店,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可就是保持令人匪夷所思的缄默。既不臧否人物,更不物议时政。显示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气象。

   汉武帝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可不愿投入这么大的成本而请来一座只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尊神。于是,他一再向申公请教治国安邦之道,希望申公能为大汉王朝统治指导思想转型提供足以服众的建议。在汉武帝这样非常诚恳的态度面前,申公也只能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否则真的是太不知趣了。但他的话依旧是十分简洁,简洁到几乎吝啬的程度、即只有简简单单的两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这里,表面上是申公学风质而少文的体现,即要求汉武帝少摆弄儒家夸夸其谈、繁文缛节那一套,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少说话,多办实事,实际上,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其中实有深意存焉。换言之,这仅仅是谜面,谜底另有意思,需要用极大的政治智慧,方可真正解开这中间的密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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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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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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