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佳:超越社会科学的“中西二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9 20: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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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  

  

   【内容提要】 本文以当代中国学界若干影响较大的主张为例,讨论“中国中心主义”学术转向的一个倾向。具体地说,这次转向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抱有甚至主动强化“中西二分”元叙事。在该叙事的笼罩下,回归中国学术传统的意义不是与现有知识进行讨论,而是将之排斥为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理论”。但是,回归传统的研究过于关注中国社会,出现“非中即西”的简化倾向,迥异于现有社会科学的普遍性追求。复兴中国学术传统固然是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关键,但如果不能超越“中西二分”元叙事,则会伤害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重视中西之外的思想与社会,以克服“中西二分”的元叙事。

  

   【关键词】 中西二分,中国中心主义,西方, 非中非西

  

   王国维先生无问西东,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①钱穆先生泾渭分明,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②两位宗师观点相反,却共同诠释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关键问题: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处理“西学”?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再次紧迫:不少主流学人主张反思“西学”局限,提出“中国问题”,回归中国本位,引导了一场可以称为“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的学术转向。这一趋势的主旨在于重新评价“西方”对中国学术造成的冲击、支配、塑造,可谓延续了王国维与钱穆之争。这一转向固然与国力日盛、体制成熟等外部条件有关,但学界观点仍是在学理上展开的,因此可以在学理上讨论。

  

   本文以中国当代若干影响较大的学界言论为例,讨论“中国中心主义”转向的一个倾向,即“中西二分”的元叙事。具体地说,这次转向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抱有将“中国”与“西方”二分的假设。虽然他们普遍认为两者的范围并不固定且互相影响,但基本上没有摆脱这一框架的限制,甚至愿意强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中西二分”元叙事的笼罩下,回归中国学术传统的意义并非与现已积累的知识进行讨论,而是将之归结为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理论”。

  

   必须说明,笔者同样认为复兴中国学术传统是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关键,但如果不能超越“中西二分”元叙事,超越本土经验研究的局限,则会伤害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承诺。本文涉及的主张,多由笔者的前辈学者或师友同侪提出。他们既是本文的商榷对象,也是对笔者有过直接或间接教诲和启发的杰出学者。本文的写作完全建立在对他们的尊重、感谢和信任之上。本文使用“元叙事”,指学者论述理论、概念、方法时隐含或明示的基本前提,相当于不证自明的“假设”“前设”,因其本身构成了论述的出发点而称为“元叙事”。本文无意用“中西二分”概括21世纪中国学术的总体面貌,仅仅就一个值得重视的缺陷展开论述。

  

   本文的视角来自《东方学》以来中东学者过度发挥“东方”独特性的教训。东方学原指欧洲语言学和历史学对“东方”的研究,但由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广泛影响,使其成为一个批评理论。③很多中东学者在该书的启发下,尽力扭转欧美学术对中东的对象化、陌生化、神秘化,以及支配的愿望。但由于过分夸大中东的独特性,致使“西方”与“非西方”的差别被本质化,陷入了“颠倒的东方学”的窠臼。④有鉴于此,阿萨德(Talal Asad)提倡“不要将世界分成现代和非现代、西方和非西方”。⑤纳瓦洛-亚辛(Yael Navaro-Yashin)也指出夸大“东西”差异,有可能仅仅是“在欧洲(话语)的层层外衣之下,保留的一层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或文化传统的沉淀,这只是重复了文化复兴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已”。⑥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文化的杂糅,以及“西方”和“非西方”的建构多有论述,⑦与上述王国维“无问西东”的主张暗合,也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和“西方”的本质化。

  

一、坐实“中西二分”

  

   坐实“中西二分”,指学者假定“西方”和“中国”是两个真实的范畴,认为它们不仅构成了当代学术的基本形态,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色。“坐实”概念引申自卢卡奇(Georg Lukács)基于马克思“拜物教”论述而提出的“物化”(verdinglichung),指“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⑧学界高密度地使用“中西”,使之逐渐成为一对无历史的(anarchronist)、本质化的(essentialized)范畴,并形成一套基于此二分的学术制度和学术分工,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西方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等。“中西二分”最终成为一个给定事实。21世纪以来,坐实“中西二分”的倾向将“西方”学术视为一个仅适用于欧美社会的知识体系,偏见重重而且正在没落。“西方”可以称道的知识基本形成于二战之前,随后就一直在枝节问题上修修补补。冷战结束以来的“西方”理论标新立异、浮泛无趣,尤其是女性主义、底边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学”思潮更是如此。因此,应当减少甚至停止同当代“西方”学者讨论,以防止中国社会沦为“经验材料的提供地”,防止中国学者陷入“西学”的枝节问题,防止中国学术制度失去培育本土学术的机会。回归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就是为了摆脱西方的制约。

  

   摆脱西方学术的首要理由是那里的中国研究水平不高。例如姚大力认为,近年的“新清史”之争再次说明“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历来是一个很边缘的专业领域。西方中国研究中不少孤立地看起来似乎十分独特的见解,实际上往往是以比那里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更迟缓的节拍,受影响于作为整体的西方学术背景的产物”。⑨围绕新清史的尖锐争论固然有复杂的原因,但从这段论述中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学术水平不高是指西方的中国研究水平落后于其他领域。相比之下,温铁军的观点更加直接,他认为盛行于中国的西方学说干脆就称不上“社会科学”:“控制着近现代话语建构权力及对其‘政治正确’有外在包装作用的主流人文社会科学, 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地起决定作用的一元论哲学——不仅与生俱来地、内在地含有早期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海盗文明的特质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一神论的神学统治思想, 而且至今也仍然客观上起着服务于全球霸权主义的作用。”⑩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两位学者的解决之道并非更深入地了解那些主流学科的进展,而是整体上放弃他们,回归中国本位。

  

   摆脱西方学术的第二大理由不是“西方的”中国学学术水平不高,而是“西方”的总体学术水平不高。例如,甘阳和刘小枫曾提出“健康阅读西方”的口号,称他们“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因此,他们“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而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否则)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11这段论述当然不乏正当性,但如果“健康阅读”仅仅是做到“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那么这顶多算当代学术机构里的一项合格的研究,未必要建立在西方学术“一代不如一代”的判断之上。用这个并不很高的标准衡量,大量当代欧美学者的研究都应该是“健康”的,不属于“一代不如一代”之列。就连这两位学界名宿的主张,也可以归结到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保守派别里去。12在这段论述中,“中西二分”既成为出发点,又成为归宿,更成为甘阳后来提出“通三统”的根据。他认为,中华文明曾被西方“瓦解”,以致中国人仅以西方人为权威,虽然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国:“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13甘阳的观点的确有道理,但他批评的对象恐怕仅能覆盖“西方”的政界、传媒和大众。“西方”一般研究机构的职业学者,尤其是中国研究专家,恐怕不至于有那么浅薄的见识,认为中国的连续性“很奇怪”,何况,“中国历史连续性”这一判断本身就是一个“西学”命题。他所坐实的“西方”,大体是一个与“西方”学界无关的概念。

  

   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和西方社会持中肯的态度,认为中国学术和社会走到今天,离不开西方的影响,需要切实地理解。如渠敬东主张“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认为“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14吴飞提醒“中国学术界不能盲目地接受或排斥西方理论,而要能恰当地运用西方理论。……因为优秀的理论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解释力量,是仅靠闭门造车所达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虚心学习,并反复考虑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具体分析当中,而不是被理论牵着鼻子走”。15甘阳也承认,“不管怎么样,西方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恰恰就是要深入地研究西方”。16将西方学术和西方影响纳入理解中国的视野,显然胜于将西学排斥为外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更符合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面貌。

  

   上述学人的见解当然都有较高的价值,但反思西方、批判西方、重新阅读西方、理解西方、运用西方理论都是以一个未加追问的“西方”为前提的——假定它是本真的,是一个可以像化学实验那样“还原”的元素。但实际上,“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互动是一个持续叠加的过程,并不存在可以还原的,本真的“中”与“西”,只存在持续变动的,对“西方”(和“中国”)的想象。17

  

笔者将当下中国学界对“西方”的想象归结为三种。18第一种是地理想象,即把“西方”想象成欧洲、美国,但是,这种想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包括欧美以外的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即使扩展到英联邦,也不可能包括同属英联邦的印度、马来西亚、喀麦隆等。此外,日本因为长期“西化”,也常常模糊地归入“西方”。俄罗斯比较尴尬,有时候算有时候又不算。东欧、南欧、巴尔干地区以及土耳其虽然地处欧洲,但基本上不算中国学界的“西方”。因此,地理想象的“西方”,更像是“英法德美加南新澳”的简写,尽管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不多,且存在日、俄两个例外。第二种“西方”出于语言想象,就是将“西方”想象成用英、法、德等国文字写作的学术文献。但问题同样麻烦。很多重要的西文著作是在“非西方”的开罗、加尔各答、拉合尔、吉隆坡、新加坡、西贡、香港、墨西哥城、北平首发的。曾经强烈影响中国的日文学术论著,则地位模糊。在欧美发表的中文、韩文、日文等著作发表在“西方”,却无法归入“西方”,而欧洲小语种学术也很少算作“西方”作品。第三种是“幅员想象”,即将“西方”学术想象成幅员广大、传统深厚的民族-国家所承载的学术。但这种想象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重要著作来自北欧诸国,以及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等“小国”,最明显的例外就是学术实力强大且有自己学术语言的“小国”荷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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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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