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7 次 更新时间:2016-01-25 10:28:33

进入专题: 问题意识   中国研究   共产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中心主义  

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

   本文先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回顾了美国战后三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进而把那些研究置于近三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大框架之中来分析。目的是要证明中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怎样主宰了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提出和没有提出的问题,怎样塑造了他们对问题的解答,有时候甚至促使他们违反现有的经验证据。本文论证,在一个现代的中国,中西的相互渗透,包括对西方的选择性重新理解和对两者的调和,而不仅仅是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乃是必然的给定实际;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

   关键词:

   问题意识、“共产主义中国”vs. “中国”、现代化vs. 革命、西方中心主义vs.中国中心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市场主义

  

   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作中至为重要和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想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个方向,由此而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

   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它几乎在所有的学术刊物中都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格式:要求研究者先说明其所要解答的问题,一般多涉及某某理论,而后围绕一个中心论点来提出其经验证据。这样的格式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术有一定的不同(譬如,英国比较强调经验主义的学术),也和最近几年才开始模仿美国规范的当代中国学术有一定的不同。当然,问题的实质内容要远比格式重要,因为它常是学者们代际或国际间主要不同的所在。

   本文先是根据笔者自己五十多年来参与其中的经验而写的关于美国战后三代学术所处理的主要问题的简略叙述。目的不在争论所有美国学术都可以被纳入这些问题,而是要说明这些是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试图处理的问题。此部分意图不在详尽的文献综述,而在借助笔者最熟悉的领域和研究来阐明本文的论点。其意图也不在否认偏重经验或求真研究的学者多不会参与讨论那些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常是这方面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我们仍然需要批判性地剖析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是因为其影响力多源自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潮流。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工作的思想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区别自己的研究和可能是被误导的“主流”。

   这里需要连带说明,根据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有的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现有经验证据来论证自己所想得出的某种答案。与此不同,真正求真的学术,即便是在某种问题意识框架之内所作,仍然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主要是被意识形态所推动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会伴随某种时尚意识形态或理论潮流的没落而消失。

   在梳理了关于过去的研究的问题意识之后,笔者将把其置于现代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历史中来论析。在我看来,它们体现的是一个特别顽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乃至于一直都特别突出要么是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是其对立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中国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或更优越的——使用的其实仍然是原来西方的标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两种论点基本都来自西方而不是中国的理论和问题意识,都严重违反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不可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

   这个不仅是美国(和不少其他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本身的中国研究的问题,后者也许更加如此。现代中国的学术大多受到西方的建构和问题意识的影响。譬如,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便试图用一个来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其后在近三十多年中,则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同时,两者都触发了对其一定的反动,即坚持必须用本土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拒绝西方的理论和框架。

   本文论证,我们需要把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置于一旁,而从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是由中西相互渗透所组成的实际出发。对这个基本实际的认识,是摆脱过去从过分简单化的源自西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出发的第一步,避免其所导致的对中国的严重误解,避免其甚至把想象中的或夸大了的实际投射于中国。这样,方才能够走向建立中国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性,正如不少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早已提倡的那样。如此方能促使中国研究,不仅在西方也在中国,得能更符合中国实际,并把其置于一个真正的全球视野中来理解。

   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vs.传统、工业vs农业、城市vs.乡村、市场vs.人口、市场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vs.实体非理性法律、普适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本文将提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阐明笔者所提倡的研究进路。

  

   一、共产主义中国vs. 中国

  

   笔者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读研的时候(1960-1966),中国研究的大问题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许多汉学家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和认同,尤其是其(精英阶层的)“大传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明显拒绝了那个传统而拥抱了马列(共产)主义,并且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中作出了那样的选择。研究中国的学者该怎样来应对两者间的巨大分歧?一个是可恨的、另一个是可爱的中国,一个是对美国友好的(蒋介石的)中国,虽然是软弱的,另一个是与美国敌对的共产主义中国。那些深层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体现是美国是否该承认共产主义的中国并支持其进入联合国(拒绝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府),还是,像美国的右翼政见(被朝鲜战争进一步激化和扩大)主张的那样,仍然支持其盟友国民党和蒋介石及其在联合国的位置?

   在华大,当时的主要“右翼”中国研究中心,答案主要来自该研究所的正副所长泰勒(George Taylor)和麦克尔(Franz Michael),他们坚持“共产主义”是完全外在于中国文化的,是一个完全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所强加于中国的。泰勒和麦克尔主要在他们的教科书《现代世界中的远东》中宣扬这个意见,该书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完全追随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不具有任何理论创见、只因为他侥幸获取了党和军队的统治权而由此“征服”了中国。(Michael and Taylor [1956]1964: 412、423、430、432页)笔者对当时为他们的课程当助教的经历记忆犹新。

   当然,华大的 “远东和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所作所为并不仅止于此。它同时还集合了当时的一些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来从事有实质性内容和价值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位主要学者便是(笔者的导师)萧公权老师,一位无论在什么样的标准下都是世界级的学者。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包括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阶层的两卷本(Chang 1955、1962)、萧公权关于十九世纪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的大部头研究(其实是一项奠基性研究,更像一本参考书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著作)(Hsiao 1960),以及麦格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件》两卷本(Michael and Chang 1966, 1971)。它们都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华大中国研究的另一维度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当时每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华大工作一个学期和从事其“东方专制主义”研究。与华大的其他教员不同,他不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而更是一位深深憎恨“极权政权”者:对他来说,纳粹主义(他曾亲历其害)、共产主义(虽然他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和“东方专制主义”都被合而为一的“极权”敌人。(Wittfogel 1957)

   华大的敌对方是费正清在哈佛的比较开明和没有华大那么“右” 的中心。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它与华大的观点对立,论证了“毛主义”的中国特征。对史华慈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主要把原来的目的是在工业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重新理解而适用于中国的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并不是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阴谋,而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独立于莫斯科的革命运动(Schwartz 1951)。他的论点被表述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化”而引用于哈佛的教科书《东亚:现代的大转型》(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1965 [1960]): 851、855)和《美国与中国》之中(Fairbank 1972 [1948])。

   对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关心无疑是1950和1960年代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核心。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比较纯粹的学术著作,而且双方都致力于提高其学术水平、扩大和深化其图书馆藏书以及培养新一代具有更好语言训练(中文和日文)的下一代青年学者,而又同时相互竞争试图获取更多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及福特基金会)的研究机构资助和研究生的外语学习和实地研究奖学金资助。

   上述的“中国问题”不仅比较明显地影响了以上的那些中国研究,也不那么明显地影响了其他的研究。譬如,在中国的“士绅”阶层方面,华大的主要论点是,其基础主要寓于其所承担的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功能,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样,是基于“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的“统治阶级”。那是一个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主要源自治水功能相契合的论点,也是一个认同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其“学者官员”和大传统的汉学家们所欢迎的论点。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实质性经验证据的论点,虽然它并没有能够证实土地占有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在思想史领域也具有不那么明显的影响。在史华慈的第二本主要专著《探寻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先前的研究方法的延续,即探究中国是怎样重新理解和阐释西方思想的:此作证实,严复对西方的一些经典自由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阐释并没有集中关注个人相对国家的自由(那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而是特别关注自由怎样释放了个人能量并把其凝聚为促进国家富强的群体力量。史华慈并更进一步论说,在严复对西方的重新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类似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的那种现象,即一位外来者更能够洞见本土人所看不到的,即西方的一种基本的“浮士德式性质”(Faustian character, 即为知识和权力而把灵魂卖给了魔鬼)。(Schwartz 1964)它是一本罕见的著作,既受到当时的问题意识的影响,也展示了如今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具有洞察力的研究进路。

与此不同,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的明星似人物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虽然也同样关注到中西文明关系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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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风古古怪怪 2016-01-25 19: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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