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芬: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21: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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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芬  

  

   摘要:杨朱思想在《列子》中有重要位置。汤用彤本人并不直接讨论杨朱,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将体现杨朱思想的《列子》和对杨朱思想(包括《列子》)有特别诠释的张湛,放在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来看待,并给予特殊的位置。如果说汤用彤奠定了中国学术史从哲学角度解释魏晋玄学的方法,那么观察和分析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杨朱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汤用彤如何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重新解释杨朱思想。在本文讨论中,将首先梳理汤用彤魏晋玄学学术史,来看汤用彤如何将杨朱(《列子》、张湛的注解)思想重置;其次,更着重分析汤用彤在玄学史上重置杨朱思想的哲学做法:摆脱儒道释的绝对分隔,进入从各家对人性、生活态度等的哲学思考,力图说明杨朱(《列子》、张湛注)有超越三家、并同时对三家思想资源有吸收及发挥的哲学意味;再次,汤用彤对杨朱(《列子》、张湛注)问题分析的哲学做法,重新回到学术史是他不仅在魏晋玄学史上给予杨朱(《列子》、张湛注)特殊位置,更认为杨朱(《列子》、张湛注)对后来的宗教及哲学发展有影响。

  

   【关键词】:汤用彤;玄学;列子;张湛;杨朱

  

一、引言:魏晋玄学研究与《列子》、杨朱形象问题


   尽管《列子》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著作中的一部与道家思想有关的重要经典,但《列子》成书于何时,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1]。撇开训诂考据不说,如将《列子》成书时间考究放在思想史上看,或者说,如果从被训诂考据质疑的今本《列子》的始作俑者张湛出现及他编撰、注疏《列子》的时代,来分析《列子》篇章中的问题,其哲学、思想的意义可能会被呈现得更清晰[2]。这种清晰与魏晋玄学如何被理解有关。魏晋玄学的被理解,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变迁的其中一部分。这种从历史、哲学及文学等多种角度重新认识和分析魏晋思潮及学术的做法,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时感受到的各种问题有关。如魏晋时期一样,近现代中国是政治、文化、学术、社会动荡及多变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外来文化的遭遇中坚持自己的传统价值立场,尤其是通过学术方式来体现这种坚持,是其时学人重新思索的一个大问题。哲学究竟在诸多的学术方式中能起何种作用,成为少部分企图借魏晋玄学研究,重思中国在与外来文化交涉中坚持自己传统的一种严肃的学术方式。

  

问题是,对魏晋玄学的哲学解读,不能与魏晋玄学隐含的其他问题分隔开来。政治、文化、社会及最重要的人生等问题,是哲学所能回避的吗?玄学的被哲学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与玄学中其他问题的理解相关联。但是,不同理解之间是否同时存在张力和矛盾呢?

  

   汤用彤裁定魏晋玄学是本体论的哲学。这种裁定影响了直至现在的魏晋玄学研究[3]。本文企图探讨的问题是: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张湛的《列子注》如何被关注?汤用彤是在哲学意义上,将张湛重塑的《列子》、杨朱形象当成哲学家吗?汤用彤的这种看待背后的哲学问题究竟是什么?与他个人的心态及问题有关吗?

  

二、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张湛及《列子》、杨朱问题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对《列子》一书及对张湛的评论是颇有意味的。

  

   汤用彤在正式出版及影响最大的《魏晋玄学论稿》里只有10处提到《列子》与张湛[4],其中4处涉及张湛与《列子》成书的考订看法[5]。从这些表达至少可以看出,公开发表的研究魏晋玄学成果中,汤用彤除关注汉儒宇宙论转向魏晋玄学的过程,以及张湛与荆洲学派的关系外[6],其他基本是放在玄学的经典注释方式与问题上,引张湛《列子注》作旁证。例如,在讨论玄学如何为政治作形而上学的根据时提及《列子注》[7];在《言意之辩》一文中,比较郭象注与张湛《列子》篇名之注的方法问题[8];玄学本体问题的讨论[9];讨论向秀、郭象《庄子注》中庄生非圣人之言的问题时提到[10]。可见,汤用彤在影响后来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并没有将张湛、列子及杨朱问题单独当成玄学的研究对象。

  

   但情况在他另外被记录下来及重新整理的讲课笔记中有非常大的改变。现出版的《汤用彤全集》第四卷中,汤用彤有其他近100处再提张湛与《列子》,还有涉及杨朱问题的[11]。从时间上看,汤用彤对张湛及其列子的重视,是后来他在注重魏晋玄学研究及讲授魏晋玄学研究课程中逐步增强的。另外,这是否也意味着汤用彤讲课时,有意识地借张湛、《列子》、杨朱来强化魏晋玄学中的一些独特问题?

  

   首先,与前期对魏晋玄学的分期不一样,汤用彤特别划分出一个“贵无之学三”,来讨论张湛及《列子注》。这与“贵无之学一”的王弼,“贵无之学二”的阮籍、嵇康相对。而魏晋玄学的第四阶段,汤用彤改为“贵玄崇有”的向秀、郭象。

  

   原本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汤用彤基本从外来佛学与中国儒道思想的交涉作划分:“关于魏晋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12]“详研魏晋僧俗之著述,其最重要之派别有四……其一,为王辅嗣之学,释氏则有所谓本无义……其二,为向秀、郭象之学,在释氏则有支道林之即色义……其三,为心无义……其四,为僧肇之不真空义。”[13]这种专注于从有无问题来,而不是象《论稿》那样从僧俗对比来讨论魏晋玄学,是否意味着汤用彤将魏晋玄学的哲学问题讨论重点稍有改变?将有无问题的哲学讨论完全放在与儒道(道家,而非道教)关联的世俗理论中呢?

  

   实际并不如此。汤用彤更多是将张湛的贵无思想与道安的贵无思想作对比,并将他们并称为魏晋玄学贵无之学的第三阶段。首次提到是在其《魏晋玄学讲课提纲》的笔记中,汤用彤特别地在“第八章 贵无之学下——道安和张湛”加了“生死问题”[14]这点强调,在后来被整理出来的《魏晋玄学听课笔记之一》里也有印证:“道安、张湛皆与佛学有关,其所注意的问题均为生死问题,故可放在一起讲。”[15]“魏晋玄学后期,生死问题甚为重要。为解决此问题,在玄学上有道安、张湛齐一生死之说,而同时佛教有净土说,道教有长生不死之法。”[16]从这种概述可以看出,汤用彤将张湛《列子注》玄学(哲学)角度对问题(生死)的讨论,与宗教(佛教、道教)关联起来。

  

   除了生死问题的讨论,汤用彤将张湛与其《列子注》的思想与佛学关联,还在于解脱问题将张湛《列子注》与佛学关联起来。汤用彤在其“魏晋玄学”课程讲授中,极重视 “解脱”与“本无”的关系。其课程笔记将《列子注》的问题分为五个:(一)生死问题;(二)群有以至虚为宗;(三)群有变而至虚不变;(四)本无;(五)解脱由觉,沉溺因迷(觉则脱,迷则待)[17]。尽管汤用彤基本是通过张湛注《列子·天瑞》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但如参看汤用彤在实际讲课中涉及的相关篇章主题解释便可以清楚,生死、解脱问题不仅与《列子·杨朱》有关,而且与杨朱所讨论的“己”“私”概念有关。

  

   汤用彤在讲课中这样概述《列子注》各篇的主题及张湛讨论与佛学的关系,断定生死与解脱有关,与形上学的讨论有关。“《列子》八篇其中不免有相矛盾之处,但张湛则以为八篇一贯:第一篇说存亡变化;第二篇说顺生死;第三篇说无变化;第四、第五篇说玄照(智慧解脱);第六篇说知命;第七篇说达生;第八篇说通变。故八篇皆说生死问题也。佛教说生者必灭,且以为要解脱必借智慧,《列子注》皆与之同。”[18]“《列子注》第一篇、第三篇讲形上学,其余六篇皆讲解脱。”[19]

  

   另外,汤用彤强调生死问题、解脱问题与“公”“私(已)”问题有关。在他的讲课笔记中,在张湛《列子注》主题第五部分“解脱”纲要后,他自注:“参考王弼:‘私’=为于身;荡然公平=乃至于无所不周。参考嵇康《释私论》:‘心无措于是非’,‘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虚心无措。”[20]在实际的讲课中,他尤突出这个关联问题的讨论。

  

   张湛说“公”与“私”和王弼、嵇康皆不同。王弼所谓“私”为“私其身”;所谓“公”即“无所不周”,即得到全体也。嵇康说“私”为“丧其自然之质”;而“公”则“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抱一而无措,则无私”。张湛说“私”近王弼,而说“公”则与之不同,此似受当时流行之佛教的影响也。[21]

  

   第三,张湛《列子注》的篇章围绕着汤用彤自己认定的本体(形上学)、生死、解脱三问题,如何展开讨论呢?汤用彤再作这样的概括:

  

   《列子注》第一篇、第三篇讲形上学,其余六篇皆讲解脱。[22]

  

   所谓性命,即一人在宇宙中生死之暂时变化,顺性乃知其性之本源,即知其为一气之变,顺性也者,乃与天地合其德(第二篇)。生死为一贯,梦觉亦为一贯(第三篇)。命在宇宙中,必有之变化,所以命者,必然之期(第六篇)。所谓生者,乃一气之暂聚 (第七篇)。《列子注》之总结处乃讲倚伏变通(第八篇)。第四篇第五篇所讲的,最重要的为知识,解脱由于知识。[23]

  

   可以看到,汤用彤重回贵无玄学之变及僧俗之争的魏晋学术历程,审视张湛及《列子注》的问题,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1. 当汤用彤将张湛《列子注》里的问题,界定为从形上学角度来讨论与生死、解脱问题相关的人生问题时,无疑是将张湛《列子注》看成具有哲学解释的意味;2. 当汤用彤将张湛《列子注》的形上学特色归结为是贵无玄学、而非崇有玄学时,至少在杨朱哲学家形象的塑造上,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列子注》(包括杨朱篇)的解释,放在“实”与“有”的层面上来理解;3. 但当汤用彤将张湛《列子注》放在与贵无玄学的第三期,与道安佛学关联时,按他前面僧俗交涉的魏晋玄学阶段划分来看,张湛的《列子注》中包含的哲学(玄学)意味应与宗教相关,这是其脱俗的一面;而当张湛的《列子注》作为贵无玄学的最后一个阶段,与后面崇有玄学相连时,张湛《列子注》又反过来具有实际的安顿人生意味;4. 问题是,这种既有宗教超越意味、又有世俗人生观意味的特殊玄学(承启贵无玄学与崇有玄学),是否就是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注》的哲学形象塑造?“实”与“玄”“有”与“无”的关系,如何在张湛《列子注》中,得到哲学与宗教的解释?

  

与汤用彤侧重从哲学上研究魏晋玄学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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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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