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新中国七十年法治发展的阶段、经验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2: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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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  

  

   研究国情离不开世情,分析问题需从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入手。

  

   “二战”炮火甫定,国际社会痛定思痛,立刻掀起了追求和厉行旨在保障人权的法治潮流。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宪法中明确写入“法治”、“法治国家”或“民主法治”之类的概念与术语,并进而宣告实行或尊奉法治。程燎原教授将此概括为“法治入宪”,并认为迄今为止,已出现了三次“法治入宪”的浪潮。

  

   第一波法治入宪的浪潮起始于1946年,截至1976年3月,这30年间,共有38个国家“法治入宪”。第二波“法治入宪”浪潮开始于1976年4月葡萄牙制宪会议通过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截至1988年9月22日巴西制宪会议通过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这23年间,共有47部宪法宣布实行法治或建立法治国家。

  

   在1989年至2014年的第三波“法治入宪”浪潮中,共有130部新出台的宪法(包括宪法修正案和宪法性法律)宣告和确认“法治”。如果加上在前两波中已经“法治入宪”而又继续生效的30部宪法,那么在整个第三波期间成为“法治入宪”的宪法,总计达到160部,包括亚洲35部、非洲59部、欧洲34部、美洲26部、大洋洲6部。

  

   促成全球性法治化运动或者说“法治入宪”浪潮的种种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大方面。内部因素可以用以下关键词加以概括:政权系统的合法统治;维护秩序与安宁;发展或者现代化;推行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正义(公正)或者实现社会正义;善治(良治、好的治理);领导者的决断。外部因素的关键词是:联合国的倡议;国际性组织的推广;区域性的驱动;殖民化的遗产;外部的干预;“滚雪球”效应或者全球化效应。虽然“法治入宪”的国家动因不尽相同,但大体而言,当今世界追求法治的潮流,可谓浩浩荡荡,一浪高过一浪。

  

   1949年10月1日,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第19条第1款规定:“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第2款规定:“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从这两条来看,新中国是准备厉行法治的,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术语。因为第17条规定了立法任务,第19条意识到了公权力和公职人员是法律约束的重点。可以说,中国实质上也属于第一波法治入宪的国家。

  

   虽然如此,但中国的法治条件、性质和目标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新中国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种植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法治大树。这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事例,它决定了中国的法治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也不可能移植苏联。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并回答这一问题的历史。

  

新中国七十年法治的四个阶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新中国法治70年历史,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分别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辛勤探索的历史。

  

   (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奠基阶段

  

   1. 在新中国初期(1949年10月至1952年年底),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以《共同纲领》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法制。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一部独特的法律。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非苏联实行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制的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单一制,而非苏联的联邦制;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社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而非苏联单一的国有制经济。

  

   2.从1953年至1956年,初步确立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第一,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一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宪法。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虽然此次召开人大、制定宪法是与斯大林的建议分不开的,但我们却没有照搬苏联的宪法,而是制定了一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宪法。

  

   一是五四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了“统一战线”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而苏联宪法没有这一内容。

  

   二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一院制”,而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和民族院权利相等,人数相等。

  

   三是以下这三条内容所规定的权利是苏联宪法里所没有的:第85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98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第99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和平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二,大体依法进行了一场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大改造。

  

   一是在1954年宪法中规定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大改造任务,使这场伟大社会变革有了宪法依据。二是采用了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式。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强迫命令,把富农驱逐出本区、州(边疆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等,而我国则采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循序渐进和国家帮助的方式,重点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苏联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直接命令,将其国有化,而我国采取的是经过供销合作小组过渡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过渡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行政强制的手段,靠普遍的军事化与集中化,实行国有化和国家管理,而我国采取的方式是对资本家企业的和平赎买政策,继续保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

  

   3.确立了既不“苏化”(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也不“西化”(照搬英美模式),走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道路的重要方针。

  

   1956年12月29日由毛泽东审定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但都不能简单照搬,苏联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因为斯大林严重违反民主法治,就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产生动摇,去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

  

   因为既不“苏化”,也不“西化”,所以,八大前后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决策。举其大端,主要有如下数项:

  

   一是在法律本位上,我们既不采取西方个人本位立场,也不采取苏联完全否认私法的国家本位,而是一种公私兼顾的法律文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关系方面,鉴于苏联完全牺牲劳动者个人利益,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我们必须以此为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利益。

  

   二是在国家结构上,我们不采苏联那种名为联邦制,实则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做法,而是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三是在民族平等方面,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重点是反对前者。

  

   四是在政党制度方面,既不采取西方多党制,也不照搬苏联一党制,而是实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五是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反对苏联那种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的做法。

  

   六是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七是既不搞西方的私有化,也不搞苏联的单一公有制,而是确立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方针。

  

   八是无论是民主还是专政,都要依法进行。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触犯了法律,那就应该依法处置。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在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奠基作用的前提下,我们也要指出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这种失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1957年4月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逐渐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用非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道路。主要表现为:

  

   一是把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转变为以敌我、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把党内思想认识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最后认为社会产生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二是采用非法治的方式解决人为制造的阶级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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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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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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