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20-2021》显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得分均未达到“良好”水平。这让一些同志很感失望和困惑。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曲折渐进性特点。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我们计划到2035年初步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到2050年则建成法治现代化强国。法治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表明了党中央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渐进性有着清楚的把握。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什么是曲折渐进的态势呢？主要因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是单兵作战、孤军深入，而是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的制约。

第一，司法机关党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的增强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他们对一个地方或以各部门单位的司法水平影响较大。

在2021年第一批教育整顿中，全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处分违纪违法政法干警178431人。其中处理处分厅局级干部195人，县处级干部11659人，科级91163人，科级以下75414人。全国第二批政法机关教育整顿同样处理处分了一批人。

公布了这么多被处理处分的政法队伍里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一方面显示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工作是认认真真开展的，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感觉当下的司法战线形势是严峻的、问题是不容掉以轻心的。这或许影响到对司法文明指数的评估。因为多数人是跟着感觉走的，少数人才会进行理性分析的。但只要意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对司法文明指数评估出现高低波动，就不足为奇了。但也不能由此否定我国的司法文明渐进性的趋势。

第二，从经济角度来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法治必须在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都不占人口多数、而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占人口总数中多数（（一般是40%以上））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和巩固。所以，习近平同志在收录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文中明确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有四亿，在十四亿人口中只占28.6%，尚未占据多数。这会制约人们的法治意识的提升。

第三，从社会文化来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还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千百年来人们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消除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轻视人权的落后意识也是一个有反复的曲折过程。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即便是具有一定民主法治历史传统的内生型近代化的欧洲国家，在清除封建主义意识的进化中，也都具有鲜明的曲折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议会斗争--内战--共和国建立--克伦威尔独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光荣革命--最后才确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专政，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曲折过程。法国1789一1794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经历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反复较量，旧王朝两次复辟，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治统治，进行了三次革命斗争。前后经历了八十多年。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发展特点，是至理名言。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反对急于求成的法治浪漫主义，意在坚持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唯物辩证法基本常识。

付子堂教授说，法之理在法外。这是非常深刻的说法。研究法治离不开研究它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不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相反，是法律以社会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