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温故与知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 次 更新时间:2019-10-24 09: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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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翔  

   21世纪初,笔者曾参与学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并提出“援西入中”以及“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的观念。“援西入中”是对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诠释与建构基本模式的概括,“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则是对如何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三个不可或缺且彼此相关方面的总结。笔者后来又提出“援中入西”的观念,强调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共生共成的过程中所可能和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文在对以往提出的观念予以回顾尤其澄清的基础上,围绕“作为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如何理解‘文献基础’中的‘文献’”、“诠释/建构、哲学史/哲学、人物/问题”以及“方法论背后的‘哲学’观”这几个问题,再次对如何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一、引  言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曾发生一场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我不仅自始即参与,此后也因不同的机缘继续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最初参与讨论的三篇文字包括“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1]“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2]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以《有无之境》为例”。[3] 我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基本看法都反映在这三篇论文之中,[4]迄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另外,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反省,更应当体现在具体成果之中,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反思之上。因此,我后来就不再继续撰写此类文字了。

   当然,除了上述三篇论文,我还有一些论文与反思中国哲学方法论也有直接关系。比如, “唐君毅的哲学观——以《哲学概论》为中心”,[5]其中由唐君毅对“哲学”与“philosophy”的区分出发,展开究竟应该当如何理解“哲学”的讨论。还有在杨国荣教授哲学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代中国系统哲学建构的尝试”,[6]直接针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表达了我在区分“诠释”与“建构”的基础上,以及在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谱系中,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其它像“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中国哲学史’研究”、[7]“‘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中国思想史’”[8],也多少与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有关。至于我最近用英文发表的“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An Overview”,[9]虽然主要面向英语世界,但其内容则提供了现代中国哲学建立以来在中文世界所呈现的整体脉络与地貌,尤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主。而我的“重思形而上学——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一文,[10] 则在之前提出的“援西入中”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援中入西”的观念。

   “援西入中”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诠释与建构基本模式的“描述”,“援中入西”则是一种“主张”。它提倡在世界哲学“共生共成”的整体脉络和动态过程中,将中国哲学的观念资源引入西方哲学,从而重新界定和思考那些人类经验共同面对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虽然“援中入西”的关注点与“援西入中”有所不同,似乎不再聚焦于中国哲学本身,但“援中入西”之所以可能和行之有效,同样需要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观念资源有足够深厚的了解。就此而言,其中所涉问题仍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大有关系。而所谓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显然包括什么是中国哲学以及如何从事中国哲学这两个基本的方面。至于“从事”中国哲学,当然又包含了“诠释”与“建构”这两个相对独立而又难以两截的取径。因此,该文依然可以看作我思考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延续和扩展。

   近年来,关于如何从事“中国哲学”,似乎又重新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我虽然未必能够尽览相关文字,但也随时留意,以求增益新知、启发新思。有些作品,的确是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推进和发展。但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并不存在进化论的必然。如果不能虚心平气地认真吸收既有成果,无论“视而不见”的“蓄意忽略”,还是“竞胜”与“立异”的“为赋新词强说愁”,都非但不能取得“后出转精”的“进化”之效,反而要么“拾人牙慧”,要么“强词夺理”,同样落入“退化”之途。因此,除了一些确有真知灼见、予人启发的文字,也偶有一些欲进反退的“非常可怪”之论。当然,无论如何,对相关研究善会其意,察其得失,都可以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助缘。

   以下,就让我在回顾自己既有观点的基础上,尝试对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澄清和辨正。

  

   二、回顾与总结

  

   就我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初步思考来说,“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这三篇论文可以构成一个单元。其中,如果说有哪些属于我个人的一孔之见而首先提出就正于学界同行的,我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一个模式”和“一组观念”。一个模式是“援西入中”,一组观念是“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

   “援西入中”这一用语,是我在当初学界纷纷讨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创制以来的基本模式时提出的。当时的趋势是反思运用西方哲学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哲学所产生的问题,最主要的批评就是中国哲学的特质似乎在这一过程中无法得到很好地保存。所谓“汉话胡说”、“反向格义”、“以西解中”等,基本都可以视为这一思路和取向之下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基本模式的概括。像“汉话胡说”这样的用语,其价值判断甚至情绪化的流露是很明显的。对“以西解中”来说,“中”也完全成为消极被动的方面,“西”则是完全主动的作用方,如果不是施暴方的话。至于“反向格义”,我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一文中尤其进行了回应,指出了其中的误区。具体内容不必在此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考。这里我想讨论的是,较之当时诸说,我提出的“援西入中”有哪些意义。

   首先,这一用语意在指出,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现代的中国哲学形态,无论诠释还是建构,不同程度上都无可避免地引入了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不论这些观念资源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属于何种不同的谱系和流派。显然,“以西解中”、“汉话胡说”和“反向格义”等用语,也都反映了这一历史真实。但是,这些用语中都预设和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即认为西方哲学的引入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损害。与此相较,“援西入中”则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产生和发展模式的一种客观描述和概括,并不预设和包含任何价值判断。无论后果如何,西方哲学的引入这一基本而普遍的事实,都可以在“援西入中”这一用语中得到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各种形态,“援西入中”一语的涵盖性和解释力显而易见。

   其次,与“以西解中”、“汉话胡说”和“反向格义”的单一指向不同,我在提出“援西入中”时明确指出,如果“援入”只是指出西方哲学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内部不容闪避的客观存在,那么,“援入”的结果,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各种形态中,却可以各有不同。既可能有“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也可能像当初理学大师引入佛教而“未始出吾宗”那样,使得中国哲学在并未丧失自身特性的情况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换言之,对于现代中国哲学来说,无论成败、好坏和深浅,西方哲学的引入都是一个基本的存在。无论诠释还是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所产生的种种负面问题,并不能归咎于“援西入中”这一基本模式本身,只能要么是对引入的西方哲学未能有真正通透的消化和吸收,要么是对中国哲学传统固有的问题意识和理路无法登堂入室,要么两方面兼而有之。

   第三,“援西入中”指出了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基本存在样态,即现代中国哲学自始即处在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无论诠释还是建构,都是如此。因此,我在以往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自始就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哲学。在我看来,这一观察和判断在逻辑上与“援西入中”是相互蕴含的。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我提出这一说法之后,中国哲学界的一些论述中不乏“照着讲”者。这显然表明,我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无从闪避的关系以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比较哲学的判断,无论情愿与否,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然接受。

   第四,基于以上几点,在我看来,除了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基本模式的客观概括和描述之外,“援西入中”也未尝没有前瞻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是对以往模式的总结,对于如今和将来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种不可脱离的存在论前提。用我以前文章中的话来说,即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立,无法也不应当通过与西方哲学绝缘的方式来实现。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中国哲学真正的进一步发展,仍需不断引入西方哲学(包括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资源并将其消化和吸收。

   较之“援西入中”,“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这三元一组的观念架构,意义在于指出了从事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建构需要具备的方法自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学素养”的提出与强调,是基于西方哲学早已内在于现代中国哲学这一事实,提请从事中国哲学者必须不断加强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在充分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使之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养分。这一观念首先是经验事实的总结。毫无疑问,无论诠释还是建构,迄今在现代中国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前辈与时贤,无一不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这一观念也是回应那种将西方哲学全面清除出中国哲学的主张。那种主张意在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但在我看来,现代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立非但不能脱离西方哲学,反而应该通过更加自觉地深入到西方哲学之中才能实现。用我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一文中的原话来说,即“只有在与西方哲学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和价值系统而非单纯的话语形式,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才能够最终得以建立。”我的看法是,如果生搬硬套西方某种理论作为“范式”(paradigm)来裁剪中国哲学是一种“边见”(antagrāha-dṛṣti),那么,试图从现有的中国哲学中摈弃任何西方哲学要素的倾向和主张,也是同样。

   总之,就“西学素养”而言,我的看法可以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不可不以西方哲学(甚至可以包括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化的哲学传统)为参照。事实上,只有在以“他者”为参照、与“他者”的沟通互动中,才能够获得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不断扩展深化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这是如今世界范围内每一种文化传统、哲学传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如何才能在引入西方哲学时明确其观念的有效性与适用范围,使之成为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助缘”而非“框架”呢?这就涉及“文献基础”这一观念的意义所在了。

   “文献基础”首先是指中国的各种古典。只有熟悉这些古典,才能了解中国哲学传统中蕴含的各种问题意识。换言之,现代之前的中国哲学家们都在关心和思考怎样的问题,这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从事者首先需要了解的。如何了解它们?舍古典文献之外别无他途。不过,既然从事现代中国哲学,为什么要了解中国哲学传统的问题意识呢?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工作,相当一部分内容仍然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换言之,深入和充分了解中国哲学传统中蕴含的观念和价值,本身即是现代中国哲学的题中之义。尽可能了解中国历史上那些哲人们的思想和学说,原本就是现代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诠释和建构这两个既有不同又有关联的方面来说,这一部分基本就是“诠释”工作的所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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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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