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思想名片，也是中国道路自立的政治标识，可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历史中，“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与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关键的战略与制度杠杆，对促进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互联互通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和制度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一国两制”及其统一战线内涵在党规国法中的吸纳和变迁，反映了中央对“一国两制”杠杆价值和制度安全性的重新思考和制度性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突出以爱国为抓手的“价值观统战”和以“一国两制”为抓手的“制度统战”，并以“大统战”思维开拓统战资源和创新机制方法，塑造港澳台统战工作新格局与新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港澳发展的战略定位，延续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并进行了具体布局。这一制度杠杆作用的发挥，要求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一国两制”统一战线要注重发挥港澳台统战工作和海外统战工作的共通性及相互支持、验证的独特优势，善于从多层面和多角度激活统战资源和统战力量，扩大统战范畴的交叉互动，形成统战整体合力，聚焦解决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话语权以及“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等关键难题，形成更加完备的观念与制度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一国两制”统一战线；世界体系；制度杠杆

　　 一、党的二十大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论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奠基与制度实践指南意义［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及其实践要素的综合体，也是支撑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念基础和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希望与道路，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新路径和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在历史斗争中走出来的一条适合国情、符合民情并具有内在普遍性的规范道路。

　　 党的二十大系统论述与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自我期许，也是对人类社会的实践承诺，可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十年前，学界即有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探讨和预见［3］，如今已成为全民族共识。从改革开放的宏观布局来看，“一国两制”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关键的战略与制度杠杆，对促进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互联互通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和制度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长期坚持”意味着这一制度杠杆作用需要继续发挥和更好发挥。这一制度杠杆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一国两制”在港澳台社会得到全面准确的理解与认同，有赖于国际社会的认知与支持。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1］

　　 “一国两制”统一战线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既具有爱国统一战线的共性，又具有“一国两制”条件下的个性，需要我们从理念、政策和制度上加以理解与实践。“一国两制”始终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范畴内定位和演进的，这是我们思考“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前提和约束条件。“一国两制”在党规国法层面逐步获得清晰定位和制度保障，是“一国两制”统一战线有序、创新发展的规范性基础。特别是，“一国两制”统一战线在“爱国者治港”的新制度条件下需要平衡处理多重张力，需要在香港的全球连通性、制度安全性与高度自治性之间重建宏观平衡。

　　 本文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和斗争逻辑加以简要考察，对“一国两制”与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杠杆关系进行探究，对“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制度保障与平衡法则进行讨论，以深化“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学理思考和规范建构。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与斗争逻辑

　　 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西方不应当成为现代化的话语垄断者，在不同文明与民族之间应当允许有对现代化的自主追求和规范理解。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其现代化的启动与探索固然受到西方式现代化思想、实践的影响，但并不是简单地屈从于西式标准的现代化，而是持续进行着内在文明基础和制度框架的激烈检讨和接力尝试，进行着富有文明内涵和增量创新意义的自主探索和历史斗争，并最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道路形态［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接力并统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遗产与创新要素进行了历史和法理的系统论述。这一重要讲话构成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背景、线索和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明确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时间表和路线图。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党的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为中国全部发展经验与智慧的总括性框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更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但各国各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在价值和制度的双重层面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与实践平衡？如何在西方先发的现代化模式及其霸权宰制下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定型？这是对所有非西方文明、民族与国家的规范性挑战，也是生存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基本回答，也是人类现代化文明探索进程中的新篇章。

　　 （一）现代化、现代性与东西方关系的斗争

　　 毋庸讳言，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在观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与扩展的历史过程。现代性为体，现代化为用，二者表里而如一，分殊而一贯。现代化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础和制度导向。现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历史属性和批判意识，是西方文明内部古今之争与体系斗争长期积累和突破的综合性成果。其一，现代性相对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对西方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批判性重构，是以个人理性为内核而展开的文明新形态的塑造，是人文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进步和胜利。其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对诸神的放逐与对“全人”的理性界定和规范塑造［5］，人权与民主成为现代性的政治本体要素，个人自由、资本自由与政治自由形成内在融贯的观念与实践体系。其三，现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体系化，通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实现了全球化，造成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化等级制，压制了非西方文明与民族的现代化自主权，造成了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觉醒和斗争。其四，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具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有欧陆现代化、英美现代化等不同形态），具有一定的发生学和原创意义上的真诚性与创造性，但对非西方文明及其国家、民族则具有文化压制性和模式强制性，造成了西方式现代化扩展过程的异化与衰变。正如有研究指出的，西方在其内部是复数的，在其外部却是单数的，这是西方霸权及其双重标准的历史与精神来源，埋下了走向衰败的因子［6］。

　　 中国文明与政治体系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古代时间里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与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体系的方式塑造出对周边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协和万邦”体系，持续进行着文明交流互鉴以及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与安全等公共产品［7］。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秩序与天下体系的协和秩序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压迫，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这是非西方民族“刺激-反应”的常态与共性；另一方面是在文化与制度上艰难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进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个性坚守与呈现。“全盘西化论”的激进化及其复杂遗产诞生于这一历史时段［8］。随着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现代化是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到底如何走？中国的现代化命运到底会如何？探寻答案的道路充满歧路性和斗争性。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思想与制度路线的斗争和探索一直在进行，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生存意志和奋斗进取。就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而言，中国仁人志士对现代化展开了前后相继的道路探索。其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现代化。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检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物质技术落后，将西方文明的优势理解为“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接引西学技术之学、兴办近代军工产业，但这一进程遭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历史挫折［9］。其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康梁维新派的变法改制论，理论检讨范围限于制度层面，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化突破，但也遭遇了失败［10］。其三，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有鉴于此前物质、制度层面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一批仁人志士寻求向中国文明更深处的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新青年文化现代化理论，实践遗产是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和科学命题［11］。由此可见，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逐步由改良范式转向革命范式，由物质、制度表层转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核心层，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国家建构与现代化道路的接力探索作出了先驱性贡献。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汇流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离不开中华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接力探索。上述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我国宪法序言正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完备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清晰理解自身的历史处境和外部风险。这里存在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只有具备稳定的政治体制、自信而团结的人民及创新发展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坚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免于其他颠覆性路径的干扰与破坏。

在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始终面临着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挑战和实践干扰。“西方中心论”迷思产生的精神根源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从历史和实践层面溯源批判，还原其作为西方“地方性实践”的本质与存在性。其一，西方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现行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一种西方“自信”与非西方“自卑”的偶然但持久的结合。按照韦伯的理论，现代化的本质是去魅化，是人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精神胜利及民主政治支配性的确立，但这只是西方内部的历史进程和观念成就。西方式现代化在外部反而成为非西方新魅惑的来源，启蒙的成果反而成为重新蒙昧化的教条，这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反讽和悖论。其二，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扩散而持续攫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