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论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9-10-05 0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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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依靠发展产业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与推动生活富裕的长效机制,表明做好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条件。对于贫困乡村的产业扶贫而言,农业是最核心的产业,小农户是最大的现实。最关键是要转变工作思路,从抓生产到抓市场的转变,从抓规模抓产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质量提升转变,建立以品牌为导向的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产业结构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推动乡村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

  

   关键词:乡村振兴 产业扶贫 农业 小农户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与脱贫攻坚是当前中国全社会的两大国家战略行动,旨在消除绝对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只有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只有实现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因此,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融合是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明确要求,“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1]。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以脱贫攻坚战为前提,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原则,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使广大乡村实现从摆脱贫困到生活富裕的跨越,才能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一、产业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就是针对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从根本上破解“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种不平衡发展状况。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中国发展最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最不充分是乡村发展最不充分,受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2]农村的贫困问题并非物质的贫困,中国大多数乡村山水秀美、物产丰盛、人文厚重,贫困主要是经济的贫困,本质上也就是产业贫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古老的中国乡村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型快的地方、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先富起来了,转型慢的地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贫困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而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劳动产出成正比例。多劳并不能多得,多产也不能多得,多资才能多得。[3]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本集聚的城市和非农发达地区日益富裕,资本短缺的农业地区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日益贫困。《中国农民调查》就讲述了一个贫穷的事实,农民守着自己种的白菜而不敢吃,[4]说明了乡村的贫穷是货币的贫穷而非物质的贫穷,就在于缺钱,在于缺赚钱的产业,因为再勤奋的劳动也无法致富。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5]城市一方面独具资源集聚的天然优势,强化了对乡村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虹吸效应”;而另一方面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下使城镇化、工业化处于中心地位,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方面强化了工农城乡的不平等发展格局。[6]随着资本集聚带动人才、技术加快向城市、工业集聚,这是造成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贫困地区农民贫困的一个发展阶段性的体制原因。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步发展的历史进程,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农业是四化同步的全面现代化短板,农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7]。随着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农业中国进入工业中国、乡村中国进入城镇中国的历史拐点。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8]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平衡充分发展,在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状况。

  

   脱贫要长效,长效在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就在脱贫攻坚的“五个一批”中摆在优先位置。扶贫攻坚的核心是发展扶贫,而发展扶贫的核心是发展产业。只有抓好了产业扶贫这个实现脱贫的关键,脱贫攻坚才有根本保障,才能确保乡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把“产业振兴”摆在“五个振兴”中的首要地位。[9只有抓好了产业兴旺这个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美丽乡村才有经济基础,农民生活富裕才有最可靠支撑。因此,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依靠发展产业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与推动生活富裕的长效机制,表明了做好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条件。

  

二、农业是贫困乡村最核心的产业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而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确保农产品供给,无疑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农安天下安,安农安天下。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需要从农业现代化来破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10]以此作为评判中国现代化的其中一个根本标准,突出农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地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也表明,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农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引起乡村发展的现代变革;另一方面农村现代化加快农业现代化,乡村的每一次现代变革又对乡村发展提出新要求。[1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12]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和现实途径。因而,农业现代化既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必然要求。

  

   农业是一个古老的产业,也是一个弱势产业,而恰恰又是绝大多数贫困乡村的核心产业,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是难以改变的约束条件,决定了绝大多数贫困乡村不具备以工业化、城镇化来快速脱贫的可能。从宏观层面来看,城乡之间这种差距也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发展趋势,是列宁所言“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乡村地理位置局限性的必然产物。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局限于土地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可移动性。而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不局限于土地的地理位置。因而,城市具有乡村所没有的产业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天然优势,造成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不可逆转的态势,从而导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工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城乡差异性长期存在,使农业的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共同命题。强大的美国农业也同样因务农辛苦、收入低而出现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根据有关研究,美国农场的农业生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近期的15%左右[13]。在世界范围来看,欧洲、日本的农场收入比重也基本如此,农业生产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来越集中于非农产业的兼业收入。而最大的问题是,美国60%的农民每年销售产品所得利润不足1万美元,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激励年轻人选择农业,农业几乎后继乏人。截至2018年6月,美国中西部地区申请破产的农场是2014年同期的两倍,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种植区尤为突出。[14]

  

   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会导致农业人口不断下降,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不少村庄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如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93%,而工农城乡差距至今依然存在。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在乡村建房子,要求入住三年就赠送,却很少有人问津。根本原因无疑是农业落后于非农产业,农业依然属于弱势产业,农民缺乏充分的发展机会而随时可能陷入贫困的境地。有数据显示,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远高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10岁左右,[15]农民老龄化与农业效益低于非农产业效益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未能根本解决的难题。就中国而言,不是所有的乡村和农民都贫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的绝大部分乡村和农民就不贫困,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山区的绝大部分的乡村和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都贫困。

  

   从微观层面来看,当前中国贫困乡村的农民都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大多不愿从事农业,因为非农产业收入普遍要高于农业。而从事农业的绝大多数村民,普遍一无所长或因病因残无可奈何地守望在乡村,普遍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386199部队”,即使留在乡村有一定素质或专长的村民也普遍就地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贫困乡村都普遍处于“老少边穷”地区,资源优势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不少地方甚至自然环境恶劣,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贫困乡村的地理位置都普遍远离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城镇,区位先天缺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成本高,资源要素难以资本化,因而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极为短缺。因此,尽管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乡村经济差异十分悬殊,但都普遍存在先天性的局限,都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主导,大多是种植业、养殖业,农民经济收入都主要来源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或初级产品加工,这是绝大多数贫困的乡村产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小农户是贫困乡村农业发展的最大现实

  

   人多地少是难以改变的最大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根据有关统计,2016年底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5亩左右。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2.2亿户左右,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到2030年为1.7亿户,经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0%;到2050年仍将有1亿户左右,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0%。[16]与中国同为“东亚小农社会”的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3%,农业规模化程度平均是平均30亩地。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镇化率势必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即使在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率也达到70%的战略预期,还有30%就是4亿多乡村人口不能城镇化,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标准就是人均4亩多地。因此,“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力量,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早就明确,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17]。后来不少学者和官员都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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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村经济》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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