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 李珊珊:论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5-29 0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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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李珊珊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脱贫攻坚“攻坚体制”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嬗变。构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就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更加注重可持续性的问题,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在要素配置上,更加注重高质量导向的问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发展动力上,更加注重农民主体地位的问题,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在实现路径上,更加注重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问题,探索“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有效实现形式;在体制机制上,更加注重区域差异性的问题,强调不均衡发展条件下的多元路径。

   在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为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没有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因此,以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变革逻辑为取向,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构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随着脱贫攻坚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是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奋进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在社会转型的时间维度、社会制度提供的价值目标和人口大国国情这三大情境中,需要全方位审视主要矛盾新变化和发展主线,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主题与未来目标方向。

   从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历史拐点

   从近代到现代,消除贫困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主题与主线。不消除贫困实现强国富民的现代化,就难以改变贫困落后实现民族复兴。而晚清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现实,使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参照。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赶美超英”到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都是中华民族追赶现代化的百年诉求。

   历史的坐标转换,从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人均GDP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人均GDP平均数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收入三分之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为7.7亿人的国家,到2019年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9040美元)高出13.7%,接近高收入国家分组的下限水平(12235美元),到2020年实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历史性地终结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实现了全球人口大国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基本小康、由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几年的时间内成为了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国和农产品生产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而且颠覆了西方现代化的参照体系,使中国自身成为了世界所参照的重要对象;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体系的受益者,对世界市场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使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规则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是从中国看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不行”到从世界看中国的“中国为什么行”的百年大变局。

   最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就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将中国从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带入到以工商业为主要特质的现代社会。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0年的60%,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5%,2050年可能超过70%,有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3亿多农民成为市民,还有接近美国人口规模的2.9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社会处于由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的历史新时期,构成了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多重转型叠加,传统乡土中国正在不断被现代城镇中国所取代。但是中国今天还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水平,即使是全面现代化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还需要到2050年,如何冷静清醒地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如何冷静清醒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破解被迫改革与开放和自主改革与开放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拐点。

   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难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这“四个最”充分表明了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新发展阶段,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广大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正视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时代挑战。

   1.置于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观视野。

   第一,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难。一是脱贫地区发展基础薄弱,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叠加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存在一定致贫返贫风险。二是政府管理体制和传统政绩评价体系易导致地方政府在推进乡村建设中急功近利或角色错位,把主观设想的模式强加给农民,将复杂的“宜居宜业”问题简单化为表面的“涂脂抹粉”,忽视了乡村建设的内涵价值和使用价值,与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脱节,存在建设与管理“两张皮”现象,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难。三是由于国家核拨的扶贫搬迁资金标准不高,项目资金整合难度不小,社会帮扶力量不强,易地搬迁农户自身能力不足,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巩固难。四是产业扶贫巩固难。大部分扶贫产业低端且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过度依赖政府或个别帮扶干部的资源扶持,属于“输血式”发展。另外,帮扶主体与帮扶对象之间的衔接机制不完善,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二,两大战略衔接难。在脱贫攻坚阶段,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平为优先,兼顾效率,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也就意味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要效率与公平兼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明确的一点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绝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巩固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深入推进。如何适应两大战略之间的转变,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重点人群缓解相对贫困,就要求我们在统筹设计的时候深刻理解其内涵,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工作,把握好常量政策、增量政策以及变量政策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转型难。进入新发展阶段,城镇化、老龄化、人工智能时代、生态双碳目标等多重复合的宏观背景,无疑形塑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多重转型叠加中的城乡格局变革与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推进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转型,需要着力破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区域结构性矛盾、城乡结构性矛盾等多重结构性矛盾,以有效应对农业的效益递减、农民的老龄化、农村的空心化这样一个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难点所在。

   2.置于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微观视角。

   第一,农业效益提升难。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如何提高农产品效益、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才是关键问题。尽管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农产品生产效益得到快速提高,但大宗农产品的供大于求问题和优质农产品同质竞争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突出存在着农产品同质化竞争、低端产品去产能难等老大难问题。总体上存在着经营性收入生产成本降低难、农产品“卖难”、产业结构调整难的三“难”瓶颈,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仍然严重,其中大宗农产品的区域相似度较高而普遍存在同质竞争,低价与“卖难”更加突出。

   第二,农民收入增加难。增加农民收入是连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首要工程。尽管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但整体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脱贫地区发展基础薄弱,加之受全球经济下行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大。在农民增收问题中,农民经营性收入总量偏低,尤其是脱贫地区的农民经营性收入偏低是最突出短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下滑是最大的挑战,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最大的瓶颈,财政减收下稳定农民转移性收入是最现实的难题,这给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来最为现实的挑战。

   第三,乡村治理转型难。脱贫攻坚以来,党和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大优势,向乡村选派了大批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这些人员在决胜脱贫攻坚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也面临着转型的挑战。据调研发现,乡村治理普遍存在乡村权力运行如何规范、乡村权力监督制度如何健全的突出问题。一是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公开透明度不高。由于公共决策过程、惠农项目和资金使用等相关信息公开不到位,涉及乡村公共服务的部门较多且点多面广线长,监管工作难以落到实处,很容易发生腐败。二是乡村公共决策机制的权力制衡不足。最大问题是公共决策的决定权要么集中在上级政府部门,要么集中在少数几个乡村组织负责人手中,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公共决策参与机制、表达渠道不畅,尤其是缺乏对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事项的决定权。所以,“干部很努力,群众却无感”,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全面激发。三是乡村公共管理机制的权责明晰不够。没有以法定职责为依据界定基层组织的责任范围,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不清晰,使乡村组织权责不对等而不堪重负,农村基层与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不足。

   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全新起点

   中国社会进入了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社会转型叠加期、政策衔接过渡期,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只是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先后接续相继,更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方向推进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全面转型,本质上是从量变向质变的转型,是围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时代难题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高质量发展转轨,是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中国社会发展重大转型的全新起点,决定着中国全面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成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所谓高质量发展,也就是在推进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最难解决的还是贫富分化问题。因此,站在全面现代化推进的新起点上,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出发,针对城乡发展最不平衡乡村发展最不充分的现状,在城乡整体发展视野下把握好工人和农民、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方面的双向互动关系,把城乡融合发展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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