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勇:忆陈老,念北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1 次 更新时间:2019-09-16 08: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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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 (进入专栏)  

  

▲陈守一先生(1905-1995)

  

   前天一大早,刘隆亨先生让赵博士打电话给我,说陈守一老师的纪念文集出了清样,其中给我留空已经好久了,希望能够用这最后的机会补上,还说,这也是师母的意思。真令我感到惶恐、惭愧。记得刘先生曾是陈老的座上客,刘先生写了一本关于金融法的书,还请陈老作过序。师母(胡冰)是汉川人,我的老乡,当年跟新四军出来的热血青年。师母做的红枣粥和她浓烈的家乡话一样令我印象深刻。我决意坐下来写点什么,以纪念陈守一先生,同时,也追念我在北大的那一段生活。

  

▲左:刘隆亨、吴志攀编《陈守一纪念文集》;右:夏勇《朝夕问道》

  

   去北大念书的时候,我不过二十多岁,但已经可以算作老学生了。此前,由于上大学比较早一些,已在外地念过硕士,还做过好几年的助教、讲师。在我的心目里,北大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前辈的事迹连在一起,地位很是崇高。初到北大,听说有个不成文的“宪法习惯”:凡本科不在北大上者,便算不得真正的“北大人”。从此习惯,我不仅在北京算外省人,在北大也要带个外字号了。这个“习惯”有一个益处,那就是激发“北大人”或准“北大人”自我约束,从善如流。本科在北大念的同学,可能会自觉地按照人们心目里的“北大人”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可以约束自己少做坏事或坚决不做坏事。像我这样后来才上北大的人,则更要自觉地见贤思齐,踮起脚来做一回长个子了。或许由于这样的心态,或许由于大动之后必有大静,我多少收敛了几分在外地教书时的神气,决意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做一回北大的学生。

  

   我入学时,陈老已八十三岁,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能够带法学博士生的导师。沈宗灵先生、刘升平先生只是协助他带博士生。那时的情形,远非今比,博士生导师可以像博士生一样成批量地生产。入学后不久,系主任赵震江教授通知我说,系里让我给陈先生“当秘书”。此前也有学生或青年教师做过这份差事。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大概是因为陈老在法律学系做了几十年的系主任,又是行政级别比较高的老干部吧。这份差事,不过是每周去一次陈家,把系里报箱里收到的信件等送过去,并按陈老的意思处理一下。起初我乐于接受,只是觉得可以把办差和访师合为一体,“省得多跑一趟”,后来才晓得,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陈老的寓所是燕春园的一幢两层小楼。楼前的院子宽大,几棵松柏,几簇玫瑰、蔷薇、菊花等常见花草,还有几圃菜地。邻近的一所更好看些的独门小院,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这大概是解放初期北大一级教授们的待遇。我至今没弄明白,陈老住的房子算老干部的待遇,还是算一级教授的待遇。陈老退下来好些年了,门庭清寂,身体又不大好,信函往来是他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老人家每天花一、二个小时看文件、读报,偶尔打打台球,基本上不动笔写什么。最初几个月还听师母说 他“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写什么”,后来住了一回医院,就再也没有听说过这类事。

  

   通常,我每周三下午两点半准时到陈家。记得有一天下大雪,去晚了,师母开门时笑着说了句“陈老一直坐在那里等你呢”,我也就再不敢迟到了。每次在陈家大约呆两个小时,临走时,偶尔还能喝上一碗红枣粥或莲子银耳汤类的补羹。那个时候,校园内外不像现在到处有可供食饮的小店,加上囊中无比羞涩,所以,这样的牙祭腹惠,就像在四川念书时去老师家里喝酒那样,真还令我念念不忘。

  

   聊天似乎是陈老生活里的一大享受,后来也成了我的一大享受。话题最初是关于处理信件的,后来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了。谈得最多的,或者说,我印象最深的,一是民国时期的人与事,如二十年代共产党成立后的社会情况;地下活动;白色恐怖;学生运动;省法院等等。二是陈老自己的经历,如朝阳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废除旧法统;与董必武、谢觉哉、王明、钱端升等人物的交往;北大法律学系的组建;“文革”时期北大的“黑帮大院”;改革开放后法学的恢复和发展;第一部脱离“国家与法理论”体系的“法学基础理论”教科书的问世等等。三是北大的人和事,其中谈得较多的是“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人和事。陈老似乎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较为淡然,但对于自己在“反右”期间没有保护好像沈宗灵先生那样的年轻学者表示出了遗憾或自责。对“文革”人物,陈老有自己的评价,例如对聂元梓,陈老说她其实是个好人,只是不小心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去了。四是人生、学问乃至男女。

  

   陈老认为,读书、做学问要“善忘”,就是说,不要老是扭住什么不放。我想,这应该说是一种境界,与佛家讲的“去执”异曲同工。陈老似乎对自己三十年代回到江苏老家在亲戚的书房里专心读书的那一段经历,津津乐道。他读过的书不少,我们谈论的书,从《资本论》《战争与和平》到《金瓶梅词话》《野叟曝言》,五花八门,唯独偏偏不谈法学书籍,更不谈法学的具体问题。起初聊天的时候,我还拿个小本本记点什么,后来觉得天马行空、云山雾罩,就索性不记了。这或许是受了“善忘”的影响吧。

  

▲文革初期陈老的“过关”诗遭到口诛笔伐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陈老那里学到的不是法律学问,而是一种境界和经验。一个似乎壮志凌云的青年,在这样一位饱经风霜、清淡平和的老人面前,会不知不觉地收敛许多,岑静许多。他不教你什么,也不提醒你什么;不要求你什么,也不纠正你什么。遇到天大的麻烦,只几句话,就让你从容地对付过去。陈老没有为我改过文章,帮我修改论文的主要是沈宗灵先生。我的论文答辩,陈老也只是作为导师挂名,并没有实际参加。但是,我永远感激他。

  

▲沈宗灵先生(1923-2012)

  

   在1999年修订出版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一书的后记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本书再版之际,我尤其怀念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导师陈守一教授。1995年,当我旅居大洋彼岸时,先生溘然仙逝,享年九十。未能在最后的日子里见上一面,给我留下一个终身的遗憾。我永远忘不了那时每周三下午在知春园里先生与我之间的“无所不谈例会”(先生语),还有先生寓所的前院里那春雨洗过的翠柏和在漫天大雪里守望的竹篱笆。它们让我想起先生为人为学的品格。不久前读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方知陈先生,这位在20年代便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还有一段在“劳改大院”里因请假回家而被迫走到每个房门前举着牌子高声责骂自己的荒唐而辛酸的小故事。这段故事让我对自己的这部关于人权的作品又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文革后期陈老卷入“翻案风”

  

   与导师的交往方式,似乎在冥冥中界定了我在北大的生活方式。它的核心是自由与平静。翻检有助于回忆北大生活的资料,我找到了六年前百年校庆时一位叫李伤的学生记者写的采访。其中有些话,我现在已经讲不出口了。只得不避偷懒之嫌,节录于此:

  

夏教授离开燕园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因而那段记忆依然十分清晰。我们的谈话自然从燕园的生活开始。夏教授说:“在我眼里,北大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她给每个人都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读博士时,我也参加诗社,还时常练气功,但回想起来,最难忘的反而是一份平静。那时候,我的生活是相当单调的,除了图书馆和宿舍,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后湖,在那里散步,思考。相对于未名湖的人工景致,我似乎更偏爱后湖的自然。秋天的她尤其美丽,那些凋谢的荷花与湖边的枯叶使人坚信,寒冬过后,一个更加晴朗的春天一定会到来。三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人权概念起源》一书,很多老师和朋友都惊诧我竟然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其实,正是这份平静契合了我的心路历程,才促成了它的诞生,而这种平静的心态也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研究和生活。”(李伤:《我们的责任——与夏勇教授一席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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