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近百年来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与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23:00:15

进入专题: 清代   民族主义   思想文化  

杨念群 (进入专栏)  

  

   清代思想文化与前朝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清朝是由满人统治的朝代, 他们面临着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的复杂问题。因为满人一方面要以汉人奉持的儒教价值观为核心, 借此统摄内地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由于清朝控制的疆域版图空前辽阔, 族群分布日益多样和藩部地位提升, 使得清廷必须兼顾汉人以外的多民族共同体的感受和利益, 因此其思想文化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特性”, 这种二元特性并非前朝的“汉化”模式所能解释。

  

   与之相对照, 一些汉人知识群体则秉持宋明以来所形成的“夷夏之辨”立场, 经常蔑视满人以蛮霸的军事暴力夺得天下, 并不具有文化正当性, 与此同时, 清朝统治者则以“大一统”的新思维涵括和抵消了夷夏对立的紧张感, 把汉人知识群体逐渐收编到了由新型正统观支配的多元体制之内。因此, 清代统治者和汉族文人之间的思想博弈及其相互转换过程无疑是考察清代思想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夷夏之辨的思维有着微妙的继承关系, 其所表现出的变革趋向遂成为后人评价晚清思想的一个重要指标。

  

   清代思想文化有别于前朝的另一个特点是受西学输入的影响日益频繁和深化, 以至于到了很难保留其传统原貌的地步。那么, 西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型塑了清代思想文化的特质, 就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条思考主线。其中所蕴育的繁复曲折绝非前代思想所能概括。

  

   本文拟以“民族主义”与“西学输入”这两个切入点为参照系和坐标, 来尝试分析近百年来清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依恃的方法论及其演变态势。


一、 清代思想文化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


   “夷夏之辨”是宋明遗留下来的有关华夏与异族对立的传统解释框架, 其核心论点就是突出强调汉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性, 即使北方民族进入内地进行统治, 也是蛮族利用军事暴力对汉人的暂时征服。如果从南北对峙的角度观察, 南方在文化上的优雅和北方在军事上的霸凌恰恰构成文明与野蛮的对峙格局, 并凸显出南方文化的优越性。清初以来, 清廷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弥合满汉界线, 除了政治治理上的考量外, 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拉近与汉人文明之间的距离, 这是其与元代统治者相当不同的地方。

  

   应该承认, 清廷曾一度构建起了一个新型“大一统”的理论体系, 至少从表面上暂时淡化了满汉之间出于“夷夏之辨”的原因所形成的隔阂与界线, 使得满汉关系处于相对比较均衡的状态。可是到了晚清, 革命党为了强化反满革命的正当性, 重新唤醒了明末清初一些士人所表述的“夷夏势不两立”的激进意识再次成反满利器。这一时期的革命话语一方面大量借用“夷夏之辨”的旧思维, 另一方面却又打着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号。早期萧一山、孟森等人的著作中都遗留着革命党反清情绪的烙印, 1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时期, 历史学界更是弥漫着一种感时忧愤的情绪, 受此影响, 革命党所惯常使用的“民族主义”话语又直接被转移到了清史研究中, 重演了一遍“夷夏之辨”的当代戏码。这方面的例子集中体现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刘师培《清儒得失论》等著作中。这些作品的一个共通特点是, 都把自己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怀投射到明末遗民如顾炎武、王船山或者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身上, 清代中期被多次比附者还有赵翼、王鸣盛或者钱大昕等人, 晚期的章太炎则充当了反满民族主义的最著名代言人。

  

   清朝历史研究呈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与晚清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分歧有着密切的关联。立宪派认为中华民族的构成应该包括满、蒙、藏、回等多种族群, 这些多样化的民族聚居的广大疆域才是建构新型国家共同体的传统基础。革命派以“反满”为旗帜, 根本无暇顾及从联合多民族力量的角度合理化革命的理论基础, 所以在大部分时间的争辩中革命派除了激情四溢的斗争态度, 很难在反满舆论的正当性上自圆其说。

  

   当年梁启超就把立宪与革命双方的民族主义言论做出区分, 认为立宪派的“民族主义”属于“大民族主义”, 而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则属于“小民族主义”, 这个划分显然是对革命派排斥非汉人民族进入现代国家建设行列表达了不同意见。2许多学者已经察觉到孙中山的“小民族主义”由于过多关注种族差异的决定性作用, 从而使其革命学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 其反满思想实则承继了宋明“夷夏之辨”言说中“华夏”与“夷狄”截然对立的旧思路, 这就使其在解读“中华民族”之形成的含义时, 自动把“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排斥在了中华民国的建国版图之外。这种单一的汉人建国论显然是相当荒谬的一种选择, 而立宪派的“大民族主义”观由于兼顾了清代多民族共存的既成事实, 实际上是对清代既有疆域版图的继承而非瓦解, 在外敌频繁入侵的急迫形势下, 强调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合力建国以对抗外敌的论述策略无疑更具说服力, 这也是后来孙中山转而倡导“五族共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革命派民族观的狭隘性也导致其提出的革命与建国目标蕴含着强烈的内在冲突, 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革命旗号不过是传统夷夏观的翻版, 而“创立合众政府”的设计却理应包括汉人之外的多民族民众参与其中, 但这两个目标显然是相互矛盾的。3比较吊诡的是,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恰恰也强调种族差异源于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俗之区别, 4这与那时极端意义上的“夷夏观”颇有暗合之处, 当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革命党反满的工具时, 就会与传统“夷夏观”相互呼应, 但却与现实中的民主建国方案和目标发生了严重偏离。有的学者注意到, 同样是引用西方的伯伦知理学说, 两派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革命党强调种界分别对政治的影响, 立宪派则强调政治对种界的融合与调节的功能, 实际上双方的分歧很少表现在学理方面, 而大多出于对事实的判断和各自不同的策略考虑。5

  

   双方争论到最后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观点有逐渐趋同的迹象, 甚至革命党提出的一些口号如“五族共和论”正是脱胎于立宪派的言论。6同时, 革命党与立宪派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分歧, 背后还有南北文化的差异在起着潜在的作用。崛起于南方的革命党因依托会党等反清势力, 对清朝的满蒙回等少数族群的政治治理能力一直抱怀疑态度, 所以在革命党的方案中一度把满蒙回藏等藩部地区排除在了建国方案之外, 这是其反满逻辑的自然延伸。相反, 长期居于北方的清朝政治集团及君主立宪的支持者则一直把汉人之外的满蒙回一体视为政治共同体中理所应当的参与者, 故“五族共和论”的提出展示的实际是政治立场逐渐趋同妥协的结果, 同时也是革命党与立宪派在民族主义思想上日趋靠拢的表现。

  

   另一方面, 对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相当明显地受到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就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分为自在的和自觉的两个阶段, 这个提法到目前为止仍支配着晚清民族史的研究导向。7据此分析, 其实“夷夏之辨”就带有一种相当“自在”的性质, 展示的是多民族互相冲突与融合的历史, 这种历史又非西方强调种族差异的族群理论所能解释, 而是一种相互渗透的过程。费先生所说的“自觉”则更接近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面对西方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同。这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 是西方压迫和塑造的结果。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顾颉刚等人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 即以忽视各族群的文化自我认同为代价而强行整合进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8由此可知, 如何处理好“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关系一直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关键议题。


二、 “科学”标准引领和制约下的清代思想史研究

  

   民初以来, 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框架越来越受到科学评价体系的影响,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代考据学就被视为清代思想逐渐摆脱古典意义的道德伦理学说束缚, 初步具有“科学化”特征的实例。此说的始作俑者是梁启超,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率先把清代“考据学”比附成“科学方法”, 胡适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 把清代考据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差异, 看作是“科学”方法与旧学体系的对立。另外还有一支论述脉络则不强调清代学术思想的“准科学性”, 而是坚持考据学同样拥有自身的“义理”, 具备不亚于宋明理学那样的“思想性”, 并非琐碎饾饤之学, 而且清代考据学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深入考察, 说明其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经世”功能, 并非自闭式的书斋学问。9

  

   这条思路不妨被当作尝试疏离以“科学”方法为中心比附清代考据学的努力, 但毋庸讳言, 清代考据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问题仍长期主宰着清代思想史研究。当年胡适曾提出过清代经学的四点特质, 梁启超则概括出朴学的十大特征, 他们都指出考据学的“归纳”方法正是一种探究“客观性”的实验科学手段。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试图证明考据学是为了消除由前代学者曲解圣人立教本意带来的经典误读和理解混乱。胡适则把“理学反动说”看作是以复古为解放的说辞, 并把这番说辞与科学精神挂起钩来, 升格为一种实验主义哲学方法, 即归纳与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后人对此论点颇多发挥, 如有人把清代考据学比附于十九世纪欧洲史家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的方法, 给他贴上了一个所谓“语文考据学派”史学的标签, 而丝毫没有发现兰克的史学主要彰显的是一种德意志民族精神, 而非一种所谓客观的实证方法。10还有人把戴震思想理解成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成熟和自我意识之呈露的表现, 这些似是而非的误读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 从梁启超、胡适以来一直到当代学者对考据学的概括似乎仍失之于笼统和乐观, 只是从外貌上把考据学笼统归纳出疑似西方“科学”的一些特征, 但其内容包括文字、训诂、音韵、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金石、史事考订诸学均属传统学问的分支, 其被标榜的所谓“实学”特质与宋明理学相较, 不过是更少掺杂一些佛理玄学和“禅学化”“语录化”的特征而已。清季学术以复古为目标, 仍属中国传统学脉的延续, 与西学方法很难扯上什么关系。

  

清代思想学术“科学化”观点的提出, 与胡适等人身处五四启蒙风潮洗礼之中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胡适的留学经验使他信奉杜威实验主义, 自然在审视清代考据学时很容易对其研究方法产生科学主义式的臆想。后人为了证明乾嘉学术有别于宋明思想之优势, 亦沿袭胡适的思路, 继续用科学理念对乾嘉学术旨趣进行深度包装, 遂使之日益脱离了其特殊的历史语境, 至于把戴震思想拔高到抨击皇权专制倡导个性自由的高度就更属于玄学呓语。“个人主义”只有到了五四时期才短暂地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但由于缺乏中国传统根基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杨念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清代   民族主义   思想文化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068.html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