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区域态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21: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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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对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具有最大影响的是两次工业化“奇迹”:即200—300年前开始发生的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历史以及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经济70年发展,其经济性质也是工业化。这两次历史性“奇迹”都可以称为“史诗般的、非常规的大事件”,分别使得全球约1/5的人口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这两次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面貌。尽管两次工业化进程前后相继,后者从前者获得启示和技术源流,但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历史,并非仅仅是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复制,也非西方的经济理论可以充分解释。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有其显著“特色”,其间,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现象,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态势,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战略关键。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突出域观特征


   笔者曾经论证: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须以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来替代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进行理论刻画。微观及宏观视角主要体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同质性(假定经济理性的主导),即尽可能抽象掉其差异性因素;而域观视角则体现了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的异质性,即注重其重要特征或“特色”。前者假定经济空间是匀质性的,后者承认经济空间是非匀质性的。因此,当我们考察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区域态势时,前提要确认在一般的微观—宏观范式视角下被“抽象掉”但在历史和现实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经济角色或因素,即认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域观特征是什么。

  

   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作为一个决定性角色,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在经济学语境中,通常认为这只是一个经济关系之外的政治因素,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承诺中抽象掉了这一因素,尽管在关于经济历史的描述中必须把党在创造70年经济发展“奇迹”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重要史实来记载。因为,以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来理解,党既不是微观经济主体,也不同于宏观经济范式所描述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主体,如果不得不涉及党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多将其归入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的“政府”概念中,即视其为“政府”或“政府”的构成元素。

  

   但是,在中国经济中,党的作用并非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构架中所定义的关于“政府”功能的假设所能涵盖。“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党确定制度构建及体制改革的原则,把握重大政策方向,党的作用强烈地影响着经济决策倾向和观念行为倾向,而并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的“政府”那样直接实施宏观经济决策(调控)或市场管制。党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功能具有超然性,但又对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穿透性,这种影响力和穿透性体现为全局性“意志”,即决定着70年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一贯性。可以说,在经济学范式思维中,党是一个“超宏观”角色,党所发挥的经济作用是“超宏观”引领。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态势,必须有新的范式思维和视角,用更贴近现实的科学思维和分析方法,反映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域观特质,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70年发展的历史过程。据此范式进行观察,中国经济70年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是由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来划定的,舍此没有更为科学可信的客观标志。

  

   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今后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总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标示了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态势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取得初步成就后,进入了第一次挫折和动荡时期。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条件,体制上越来越倾向于实行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196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表明,任何决策机制(微观、宏观或超宏观决策机制)都可能发生失误和“失灵”现象,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绝对不会发生“失误”“失灵”现象的经济主体、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一次伟大的正视“失灵”和坚决纠错的“超宏观”行为: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并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是中国经济的又一次决定性进步,影响深远。此后的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从2002—2012年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黄金时期”(尽管其间遭遇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正是在这一期间,以GDP总量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具有标志性的变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以上对中国共产党若干重要会议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艰难曲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实现强国富民的意志和努力,一以贯之,始终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超宏观”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稳固地保持了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差异非常大,而且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个国家内部的域观结构极为复杂,各种域类及商域主体并存,相互交织,如果不是有一种“超宏观”力量的作用,其区域发展态势必然会有极为不同的状况。简而言之,有共产党的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与没有共产党存在或未发挥党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其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

  

二、城乡互动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经济发展从来都是地区性现象,即在一定的地理区位形成若干人类经济活动聚集点,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极,这通常就是城市产生的始因。城市不仅发挥商品交易和人员交通的枢纽功能,而且是手工业与工业生产场所和文化(宗教)活动的集中地,因而也会演变为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往往是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建立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机构,并围绕其划定管辖范围。在幅员辽阔的大国,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城市同广大乡村间的关系,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空间关系之一,农村经济要素向城市的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被称为“城市化”或“城镇化”。因此,区域发展的首要态势就是城乡关系的演化过程。城市先行发展,形成区域经济的崛起力量,有可能发生城乡矛盾和对立,但城市经济的增长必须以乡村为基础,需要从乡村吸取养分。城乡差距无论是利是弊,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城市经济不发达,而且以消费性活动为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20世纪50年代以后,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大力发展生产,而且倾向于重点发展重工业。城市经济和工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乡村发展的滞后成为显著的问题。乡村经济如果长期落后,必然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振兴乡村经济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支撑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为了处理好城乡经济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点,到80年代全面推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区划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尽管这一体制有利也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处理城乡关系的一个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城乡协调和统筹发展。与之相关的是,中国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并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出现大都市“贫民窟”现象,这同中国实行的城乡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她保持了大城市的社会环境可接受性,也可以使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大中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可以有较大的经济扩展空间。当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问题,即土地资源的过度“城市化”,城市经济扩张中,难以抑制对乡村土地的过度开发和超面积的地面“硬化”,有可能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过大压力。

  

   中心城市的区域优势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对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很强的积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区位优势越显著,经济越强劲,吸纳周边地区能量的积聚效应也越强,可以循环累积方式不断增强其区位优势和扩大经济体量。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城市也会产生经济活动和经济能量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外围地区的互动关系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心城市成为地区竞争力的代表,中心城市强则区域经济强,进而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分布格局,常被称为“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

  

中国国情的一个特点是,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行政级别的,级别高低不同的城市,其积聚—扩散效应的能量大小也不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这种能量通常越大,而且,如果城市经济显著壮大,城市的行政级别也可能“升格”。所以,“一、二线”城市大都为“省部级”(含副省级)城市,在相关区域格局中,不仅有很强的经济能量,而且具有较强的行政能量,在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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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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