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车薪杯水——序曹保印《草根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0 次 更新时间:2006-11-14 0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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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2005年12月28日,我曾应广州信孚教育集团邀请,参加该集团所属农民工子弟小学——康乐小学教师座谈,受聘为该校顾问。我从未接受过社会兼职,但很乐意接受这一聘请。原因很简单,不仅因为他们和我是同行,还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的后代。

  曹保印先生的小说《草根儿》,也是在呼吁社会关注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与信孚教育集团农民工子弟小学办学宗旨殊途同归。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也是车薪杯水,尽可能呼吁而已!

  我们今天中国的城市市民,往前追溯,大部分人,不是父辈就是祖辈,总是一个移民,其中很多人做过农民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农民工的后代。抗战时,我家乡被日本人扫荡,一把火烧光了房子,父亲牵着我奶奶的衣角,坐小船过长江,到了上海。当时的学校是社会主办,不是政府主办,父亲有幸在上学的年龄能入学,终生受益。父亲上的是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和当时校董的女儿同在一个班级。

  我后来读的那个小学,非常巧,就是父亲读的那个小学。有一个女教师问我:“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啊?”回去告诉父亲,父亲说,“哎呀,她可不是一般人,她是校董的女儿呀!”校董的女儿和一个移民的儿子是在一个教室里长大的,后来又做了那个移民儿子的儿子的教师。

  可是,从曹保印的这本小说中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工子弟要想上一所学校,不要说普通的公立小学了,哪怕是安安稳稳地上由农民工自己办起来的、简陋的学校,都常常特别艰难——因为这类学校往往会被有关方面轻易喝令关门。这种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相当不公平、不公正的。

  如今,上海虽然繁荣,却是个大政府弱民间。读者有机会到上海外滩就知道,它浓缩了整个世界:西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人称“万国博览会”,我称是“老欧洲”;对面是浦东,全是崭新的摩天高楼,我把它称为“曼哈顿”、“新美洲”;在地球仪上,大家知道,把美国和欧洲拉到一起,或者暂时割开的是大西洋,外滩的“大西洋”是什么?就是那条黄浦江。

  黄浦江的两边,一个是老欧洲,一个是新美洲,整个世界缩拢成寸,就浓缩在那里!但你一离开黄浦江,往北、往南走20公里,就会发现另一个上海,那个上海和外滩的差距不是20年的区别,是50年的差别。

  让我触目惊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门口。每一次从我居住的小区出来,路过两个小学,一个是公办小学,一个是民办小学,那所公办学校放学的时候门口挤满了车接送,农民工学校出来的孩子连身整齐的校服都没有,过马路时无人护送,万一被隔壁那个学校的接送车辆撞上,怎么得了?一墙之隔,公办学校是这样,民办学校是那样,俨然两个上海,两个世界。

  2004年冬天,我妹妹的女儿来我家过寒假,我带她到周围农民工住宅地带走一走,小姑娘几乎窒息,走出来后喘一口气:“现在才感觉安全着陆了。”可见此行所见对她的心理冲击。我对她说,“寒假作文你有题材了,就把这句话写进作文里。”

  在这本小说里,这种现象也有深刻的反映:农民工的儿子草根儿,在城里上的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由一间废弃的工厂厂房改建的,学校环境可想而知。在学校被强令关闭后,草根儿上的第二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租用的民房,虽然办学条件稍稍好了一些,但也一样时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就意味着,草根儿和他同是农民工子弟的同学们,随时都会失学。实际上,这早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现实。草根儿只不过是无数农民工子弟的一个小小的侧影罢了。

  我曾对信孚教育集团的信力健总裁讲、对康乐小学的校长讲,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实施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在逐步化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冲突。如果政府不做,又不许民间接盘来做,这个城市不会太平。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给我家装修房子有一个民工,很聪明,就是穷。他离开我家不久,有一天半夜突然打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他说他在第二家装修的地方,因夜深返归,被门卫拦住了,进不去。他在上海没有第二个栖身之地,必须设法进那个小区。他看到所有进出小区的小车都不受检查,一溜烟疾驰而过,就问我能不能帮个忙,开车出来,带他进去?

  我到那里的时候,他蹲在路边暗角里冻得发抖,示意我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好让他在门卫视线之外上车。上车后,他坐在后面的位子上,跷起二郎腿,拿张报纸作首长阅报状,门卫毫不阻拦,扬起栅栏,还敬了个礼! 为了这个“礼”,我们两个人在车内笑成一团。他扔开那张鬼报纸,几乎要在车内站起来:“人进去,要盘查,车进去,不盘查,还敬礼!” 这大概是一个农民工在一个城市装修十年,享受到的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惟一一次敬礼。我这个农民工的后代给另一个农民工当一回司机,并不丢人,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当司机,能让人笑得出眼泪。

  有时候,我曾想,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一根链条的最末几节。但是,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后,我感觉似乎又走到了这根链条的开始几节。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在社会分裂甚至酝酿社会冲突的上游,每天在消化、至少是缓解这些冲突,让我们的孩子带着正常、健康的心理,融入到这个社会,融入现代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功德无量,不光是传授知识、为农民工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实际上在培养现代文明最根基的部分,是在化解可能引起文明自焚的那些冲突。小说中的打工妹菊儿,正是无数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和创办者的典型代表之一。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师,需要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办者,而且越多越好。我们所要做的,是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反对甚至蔑视。

  感谢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感谢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你们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情。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普通公立学校的老师相比,二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在进行正常的知识传授,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除此而外,实际上正在做更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止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力所能及地为农民工及其子弟做一些事情,至少,应该让自己也让自己的孩子,多了解一些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知道他们在遭遇着什么,又在做着什么、想着什么、向往着什么。信力健先生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康乐小学,曹保印先生创作《草根儿》,对解决全社会的农民工问题而言,都是车薪杯水,但让这样的水聚起来,给大大小小的草根儿们多一些水,就能让他们活得滋润,活得健康,活出一群现代中国人的尊严!

  

  来源:《学习时报》第3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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