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城乡融合发展与新式工农联盟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19-07-12 19: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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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摘要: 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性质最终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性质样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国的工农关系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迄今,工农关系已由传统的、建国初期的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联盟形式转变为工农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 城乡关系也由原先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坚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工农联盟的政治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知识分子工农化与工农知识化,成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政治特色,将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道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新式工农联盟;双向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特色;工农知识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坚持实施区域协调、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40 年来, 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大胆地试、勇敢地改, 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习近平同志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提到的 2018 年党和政府重点推进实施的任务, 有五个方面与实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这五个方面分别是: 第一, 全国 125 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第二, 1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第三,1 亿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行动正在继续。第四,1300 万人在城镇找到了工作。第五, 解决棚户区问题的住房开工 580 万套。 本文拟从政治学层面来探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坚持并重构我国工农联盟社会政治基础的相关性问题。

  

一、乡村城镇关系的演变图谱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由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组成,并以城市为中心构成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 社会—城市—社会,由此构成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城市化和城市社会化两个方面。前者关涉唯物思维逻辑中的“乡城关系”, 后者关涉辩证思维逻辑中的“城乡关系”。无论是在“乡城关系”中还是在“城乡关系”中, 都客观存在着“镇”作为乡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的“中介”“桥梁”或“结合部”。其关系图谱是: 乡村—镇—城市—镇—乡村。由此,人们不经意地把“城市化”直接表述为“城镇化”或“新型城镇化”是不周详的,也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城市化”有别于“城镇化”, 以下拟从“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化率”这几个关键概念切入,展开论述。

  

   (一)城市的源起、等级与分类

  

   城市是由乡村社会或农村社会成长发展起来的发明物、创新物。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受工业化的推动而产生发展的。城市是由“城”即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与“市”即主要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组合起来的一个地理学名词。城市的出现,是人类不断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较高级形式。城市的起源从根本上来说,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类型。前者,因“城”而“市”就是城市的形成先有城后有市,市是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后者, 因“市”而“城”则是由于市的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即是先有市场后有城市的形成,这类城市比较多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本质上是人类的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原初意义上的城市是指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具有住宅区、商业区和行政管辖等功能,涉及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公共绿地、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对城市有不同的定义和定位。人们一般按人口的数量和影响力来划分城市的等级。其中, 按城市人口的数量, 将城市分为超大城市、巨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微型城市以及城镇型居民点。又如, 按影响力,将城市划分为世界城市(能全世界或全球配置资源的城市或称“全球化城市”)、国际化城市(能在国际上许多城市和地区配置资源的城市或称“洲际化城市”)、国际性城市(能在国际上部分城市和地区配置资源的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能在周边各城市和地区配置资源的城市)以及地方中心城市(能在本城市、本地区配置资源的城市)。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城市,或居住在一个城市,就需要关注和知晓这个城市的等级与分类,才能更加有利于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处理好这座城市与其所坐落地的乡村生态关系,亦即处理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二)城市化: 正向城市化、逆向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

  

   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地区、区域或国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主要包括人的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等。这一历史变化过程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的过程。一方面,依据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乡村自然、自发地产生着村镇和城市,乡村日益成为城市化的“母体”,进而展现出社会的乡村-镇-城市化亦或“社会城市化”过程,可称之为“正向城市化”过程,它所表征的是乡村与镇、城市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口不断向镇、城集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镇、城数目不断增多,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伴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结构性变动,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依据辩证法的思维逻辑,日益城市化的城市能动、持续地吸纳着镇、乡村的资源,使其城市化率达到一定的“度”后,便会出现逆向反流乡村或反哺乡村社会的现象,进而展现出城市-镇-乡村化亦即“城市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可称为“逆向城市化”过程亦即“城镇化”过程,它所表征的是城镇与乡村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基本特征。如今,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现象可称为“新型城镇化”。这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着眼于改善农民基本生活,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必将有利于防范现实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的“去农化”或“去乡村化”错误倾向。

  

   (三)城市化率与城市、城市化的相互关系

  

   所谓“城市化率”是指城市化的程度或度量指标, 一般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 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包括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重。 城市化过程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在这一集聚过程中, 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根据联合国的估测, 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 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1.2%。其中,2017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82.06%,英国城市化率达到83.14%,德国城市化率达到77.26%,日本城市化率达到91.54%;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6%,201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57.96%。在我国,“城市化”问题不是或等于是“城镇化”问题。城市化实际上包括“社会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化”两方面有机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根据联合国关于城市化率的估测,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无论是“正向城市化”过程还是“逆向城市化”(可称之为“双向城市化”)过程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城市化率”所关涉的是从“正向城市化”到“逆向城市化”的历史转折点或“拐点”在哪里,城市的承受能力如何,承载力或负荷有多大,又如何来估测等。社会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率是有限度的或相对的,如果仅仅采用人口统计学来度量城市化的指标是有偏颇的(甚至成为诱发“城市病”的因素之一)或者说是不全面的,比如还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身份地位等由乡村社会型向城市社会型转化,传统的农村文明向现代的城市文明转化等问题。

   从时间坐标来审视城市、城市化、城市化率及其相互关系,人类社会发源于乡村社会即乡村或农村社会先于城市社会形成,“乡城”社会关系早于“城乡”社会关系。在人类社会之舟起锚驶离“乡村”社会之港并不断趋近理想的“城市”社会之彼岸的航程中,即使城市化率再高,既不能完全告别“农村”社会,也不能完全抵达理想彼岸的或完全的“城市”社会。既然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发明和创造了城市社会,那么,城市社会也绝不会处于消极被动状态,而常常是处于积极主动状态。这种积极主动状态往往表现为两种情形:其一,表现为“负能量”的情形。即在“正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社会对处于中介或中间站的“镇社会”,进而对农村社会资源采取吸纳、汲取或剥削、掠夺的过程,从而导致作为城市载体或基础(“母体”)的乡村社会不断凋敝、衰败,“烂根”或造成农民“后继无人”现象。其二,表现为“正能量”的情形。即这种“正能量”不仅产生在“负能量”之后,而且也在这种“负能量”产生的过程之中同时溢出“副产品”的“逆向城市化”过程,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往往表现为城市社会对乡村或农村社会资源的反哺、支援或回报、“培根”过程。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为了乡村发展,倒不如说是为了城市自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城市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种“城乡关系”社会已经远不是“乡城关系”社会中的那种景观。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乡城”关系社会中的“中间站”是“镇”,镇通过架设村镇、乡镇和镇街、镇城之桥梁,成为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乡城”关系的“结合部”;而在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城乡关系”社会中的“中间站”依然是“镇”,镇通过架设城镇社会、镇街和镇村、镇乡之桥梁,成为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之“城乡”关系社会的“结合部”。镇扮演这两个“结合部”,一身二任,将“乡城”社会关系中的“乡镇”“镇城”社会和“城乡”社会关系中的“城镇”“镇乡”社会,勾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社会或社会性整体,本着互补原理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良性互动,构建乡城社会和城乡社会的命运共同体。总的社会图谱将是:乡村—镇—城市—镇—乡村。乡村包容城市,城市点缀乡村。乡村既是城市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也是城市的历史和逻辑的归宿。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或告别乡村社会,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能没有城市社会一样,只是后一个乡村是现代化了的或文明化了的处于更高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告别了原始化、野蛮化了的作为历史过程和逻辑起点的乡村。

  

二、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工农关系的演变及其调试


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在社会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化进程中,涉及乡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工人等诸多层面的关系问题。其中, 尤其是人格化的工人和农民群体, 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体。如何定位工农关系, 怎样引导或主导、规范其演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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