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吴万伟:论中国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贤制

——对读者评论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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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吴万伟  

   【译】吴万伟

   内容提要:无论是从历史背景、国民素质还是国家规模来看,我们都应该用由“基层民主、上层尚贤、中间可进行政治实验”的“垂直民主尚贤制”理想来评价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已经形成了诸如集体领导、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制度,来弥补政治尚贤制合法性不足、体系僵化、滥用权力的缺陷。相反,高层的选举民主将破坏“垂直民主尚贤制”的优势。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如监督政府的权利、提供建议的权利,则能够帮助满足体制外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的愿望。毛泽东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和道家对尚贤的批判,能够帮助改善尚贤制在体制外群体中的合法性,帮助基层民众获得参与政治的场地,帮助精英对群众的需要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帮助赋予得到社会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以合法性,让政治尚贤制的“失败者”也能够看到生活的意义。

   关 键 词:民主尚贤制  民主  儒家  道家  群众路线

  

   拙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的出版①,在读者中产生了热度和光亮。黄玉顺和刘京希的两篇评论产生了热度②,章永乐和曹峰的两篇评论产生了光亮③。笔者对产生光亮的评论特别感兴趣,因为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也需要对产生热度的评论作出回应,因为澄清误解和阐明难以调和的分歧非常重要。请允许笔者从讨论前两篇评论开始,然后再谈论从后两篇评论中学到的东西④。因为文章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回应所有的细节性论证,也不会进行无谓的辩解。

  

   既认同政治民主制又肯认政治尚贤制有什么错?

  

   澄清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的关系非常重要。黄玉顺和刘京希都认为,不管在哪一级政府,也不管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民主都应该作为挑选和提拔领导的标准。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贤制,对自孔子和柏拉图时代以来政治理论家们都一直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试图彻底解决政治统治问题。本人的观点是应该对背景保持高度的敏感。我要捍卫的理想是“垂直的民主尚贤制”——基层民主,上层尚贤,中间可进行政治实验。民主指的是民众当家作主,政治尚贤制指的是旨在挑选与提拔能力和品德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担任官员的政治制度。在笔者看来,民主制和政治尚贤制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本人的主张是应该用垂直的民主尚贤制理想评价中国的政治现实,但不一定用来评价其他政治现实。笔者将把这个原则用在当今中国背景下来显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并提出缩小鸿沟的建议措施。那么,为什么应该用垂直的民主尚贤制作为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原因有四。首先,国家的规模很重要,这个理想仅适用于大国。治理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和多样性难以置信的国家要困难得多,将中国与自然资源丰富、同质性强的小国相提并论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作用⑤。而且,在大国的政府高层,问题极其复杂,常常不仅影响社会的多个领域,而且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和人类的子孙后代。大国的领袖拥有在基层政府工作的政治经验,并且政绩显著,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选举民主制或许适合小国或者大国的基层政府。即便出了毛病如民粹主义盛行,思想狭隘,钻牛角尖,忽略长远规划,缺乏对子孙后代或世界其他人的关心等,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大国高层出现重大错误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的毁灭。尼加拉瓜没有签署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议定书,没有人对此事实感到担忧,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完全忽略这个议定书,可能就是全世界的灾难。庞大政治共同体高层领袖的政策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包括子孙后代和世界其他人的生活。因此,政治尚贤制的理想更适合评价像中国这种大国的高层政治制度。

   其次,政治尚贤制理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为君子拥有更好才能和品德的观点辩护(这与更早时期的“君子”出身贵族家庭的含义形成对比),从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才能和美德,如何评价这些才能和美德,以及如何将选拔德才兼备官员的政治体系制度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贤能政治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政治辩论中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⑥。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复杂官僚制度可以被视为将贤能政治理想制度化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个理想并不一定适用于那些贤能政治并不处于核心地位、且没有悠久的尚贤官僚体系的政治背景下的政府。而且,创建贤能政治机构的挑战性极大,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显示成功与否(与此相反,即使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动荡不定的国家,将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制度化并没有这么困难;至于那些选举是否为这些政治共同体带来好的结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垂直的民主尚贤制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已经激励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西方媒体的典型话语是中国一直存在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付之阙如。不过,那是因为高层选举民主被视为判断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抛弃这个教条,中国政治制度在过去几十年显然已经进行了实质性政治改革,主要的变化是政府高层在确立贤能政治方面作出的严肃努力。在接受“文革”时期极端民粹主义和任意性独裁专政的灾难性的教训之后,中国已经准备好在高层依靠经过尚贤制选拔的官员来治理国家,中国的领袖能够重新确立尚贤传统的元素,如以考试成绩为依据的领袖选拔和在政府基层根据官员政绩提拔干部——这与塑造中国皇权时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的政治制度形式(但不是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从那以后,贤能政治已经鼓励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高层更多地强调教育和考试,在基层则强调政治经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但是政治改革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垂直的政治尚贤制理想。

   第四,调查结果一再显示中国的贤能政治理想(即监护人话语)尤其是在政府高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个理想得到广泛赞同,而且这种赞同的广泛程度远远高于通过选举选拔领袖的理想。贤能政治理想也被广泛用来评估政治制度。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的大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民众的期待,他们认为经过尚贤制选拔出的领导本来就应该拥有高尚的美德。但是,在贤能政治理想没有得到广泛赞同,也没有被典型地用来评价其政治领袖的社会中,贤能政治理想不一定是评价其政治进步(或退步)的合适标准。

   虽然如此,拙著论及该议题的方式或许导致读者产生了误解。“垂直的民主尚贤制”是一种趋势而非绝对性问题。此一说法可能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反对在基层实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贤制,或反对在高层实行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实则,笔者并没有否认基层需要某种形式的贤能政治,高层需要某种形式的民主,虽然原则仍然是“政府层次越高,选拔领袖的尚贤制需求也越大”。本书在中国大陆推出的时候,典型的反应是贤能政治不仅为高层所需要,基层更加需要,因为基层选举常常有舞弊和腐败的现象。比如在山东省,受到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启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农村开展道德教育,这种旨在改善村级决策质量的尚贤制是能够和应该受到欢迎的。但是,它们不应该取代民主基础,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在基层实行更多的民主,因为民众最清楚本地的需要,也最有资格评价领导人的行政水平。

   与黄玉顺和刘京希一样,笔者也赞同政府高层需要更多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不同,政治尚贤制与大部分民主价值观和实践是相容的。从理论上说,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如咨询、协商性民意调查以及言论自由,与高层的政治尚贤制是相容的。但是,政治尚贤制与最高层领袖的竞争性选举格格不入,因为高层领袖的竞争性选举将破坏旨在选拔有经验、有能力、有美德的领袖的制度优势: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民选领袖(如唐纳德·特朗普)能够一步登天,却犯下很多“生手错误”;民选领袖不是在思考政策,反而可能花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筹款和一遍一遍发表同样内容的演讲;民选领袖会受到短期选举考量的限制,整个政治共同体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将因此受到损害。

   那么,笔者与黄玉顺和刘京希的观点分歧何在?差别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贤制,更喜欢在包括政府高层在内的任何层次上都实行选举民主。他们认为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应该作为评价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根本不考虑国情如历史背景、国民素质和国家规模。笔者的观点与他们不同。笔者完全赞同某些普遍性价值观,正如拙著所提到的那样,有关基本人权,世人有广泛的共识,另外人们普遍反对奴隶制、种族灭绝、屠杀、虐待、长期性任意拘留、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等。人们普遍赞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笔者也认为,随着社会不断现代化,对民主的需要也越来越多。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公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欲求也越来越多,人们需要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如监督政府的权利、提供建议的权利,能够帮助满足体制外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们的愿望。这些趋势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现代化东亚社会的典型特征。非常明显的是,新加坡求助于尚贤制作为其合法性来源之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个例外。但是,高层的选举民主将破坏“垂直民主尚贤制”的优势,那是我们的分歧所在。黄玉顺和刘京希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但至少我们需要清楚分歧在什么地方。笔者准备好改变自己的想法,但黄玉顺和刘京希也需要解释,在拥有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贤能政治传统的大国,为什么认为在高层实行选举民主仍然有好处。

   不是简单地明确表达自己的偏好,他们需要用当今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同时还要解释为什么民众选择的领袖更有可能处理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暖和管理危险的人工智能。笔者渴望进行类似的辩论。笔者希望辩论能以文明的和相互尊重的方式进行,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流中相互学习和提高:孔子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肯定同意我们应该竭力学习其他观点。笔者真诚希望从批评者身上学到更多东西,现在请允许我转而讨论为我提供学习机会的两篇评论。

  

   群众路线和老庄传统是规避政治尚贤制缺陷的思想资源

  

   拙著第三章讨论了政治尚贤制的缺陷,并提出了弥补高层缺乏选举民主的缺陷的若干建议。政治尚贤制的第一个缺陷是根据德才兼备原则选拔出的领袖可能滥用权力。笔者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诸如集体领导、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⑦。但是,仅有这些保证还不够。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进行儒家道德教育和制度保证。意想不到的是,反腐败运动在本书出版后的几年里迅速取得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反腐败运动依靠“法家”的传统,也就是说,使用令人恐惧的严厉惩罚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手段。但是,“法家”措施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若要获得长远的成功,就必须让官员从内心认定腐败是道德罪恶,需要他们在根本不担心暴露的情况下主动戒除腐败。所以,笔者仍然认为强调修身的儒家道德教育仍能发挥重要作用。令人鼓舞的是,儒家道德教育已经被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培训官员的党校教育体系之中。但是,观念改造的成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这样的措施还需要配套性举措,包括提高官员的工资、清晰划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

   政治尚贤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可能导致政治等级体系的僵化。这是中国行政系统的沉疴宿疾,经常需要重新思考尚贤观点和机构设计,以便打破僵化的等级体系,确保政治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机会平等⑧。在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或许是贫富差距的拉大,结果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拥有更好的机会走上获取政治权力的道路。因此,必须缩小贫富差距,但这也需要许多年的努力才能实现。

第三个缺陷是合法性问题。在政治尚贤制中,高层没有竞争性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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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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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史哲》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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