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成毅: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11: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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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毅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关键词:全面抗战;国民政府;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研判

  

   彻底征服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逐步形成的国策,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日本陆海军更是每年都制定年度对华作战计划,由天皇最后裁决定案。[1]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日本先是制造济南事件,阻挠国民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二次北伐”,继则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不断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国民政府认识到了日本侵吞中国的图谋,深感中日战争势所难免,因此也逐步开始对日本未来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展开研判。学界既往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的研究较为充分[2],而较少涉及中国方面对其军事战略所做的研判。鉴于“军事战略”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内涵,本文仅从国民政府对日本可能挑起战争的时间,对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和方向、空中和沿海、沿江军事战略的研判入手,通过对事实经纬的梳理,将国民政府的研判过程、结论与同期日本军方制定的作战计划以及中日战争爆发初期的实际战局加以比较,以期检证国民政府研判之当否。

  

一 国民政府对日本可能挑起战争的时间研判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官方和民间形成了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然性的基本共识。中共在谴责日本占领东北的宣言中,指出日本占领东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3]同期的不少民间评论看法也基本一致,认为日本此举不过是向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迈出的重要一步。[4]戴季陶等人从日本国民性的角度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进行过系统阐述[5],而更多的人则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不断推进“大陆政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必然性[6],这也成为国民党军方后来追溯日本侵华战史的基本模式。如陈诚就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基于其传统之野心,以大陆政策为国策,图先占我东北,相继灭亡我国,以为其独霸远东,征服世界之起点”。[7]何应钦也认为“盖自十七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其处心积虑,殆无时无刻不思破坏我国家之统一,制我民族之死命,以达其侵略吞并之迷梦”。[8]这些论述虽然都是事后之言,但的确与战前国人的共识无异。

  

   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可能涉及中国地域的广泛性而言,战前朝野同样也有相当共识。1933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就已认识到,《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已预留乘机再犯之余地,一旦发生事变,势必再及平津……江浙闽等省均有被敌攻击之虞”。[9]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中也提道:“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毁灭,那就是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河北省、山东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山西省、河南省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10]1936年12月4日,陈诚在给蒋介石的函电中还认为日本将来侵华主要区域是在鲁豫苏皖毗连地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11]很显然,当时朝野普遍认识到将来日本对华侵略绝不会限于某一个局部区域,正由于此,军政界和学界围绕中国未来国防中心区展开了激烈论争,形成了南京中心说、长沙中心说、洛阳中心说、武汉中心说以及西安中心说等不同观点。[12]国民政府也正是基于对未来战争全面性的估计,认识到战争一旦爆发必然会有大面积国土沦陷,因此中国必须有向战略纵深发展的充分准备,明确中国未来的战略大后方。到1935年,随着国民政府统治势力向西南地区的不断深入,蒋介石终于确定将中国未来持久抗战的大后方置于四川。[13]

  

   既然朝野对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和涉及地域的广泛性有相当的共识,那就出现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日本何时会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决策层在对这一问题的研判中始终交织着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日本挑起对华战争势必影响美、英等国在华利益,这些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一定会对日本有所制约;第二,未来的战争将是日本与中、美、英、苏等国的多国战争,这场战争既存在日本与多国间同时开战的可能,也存在日本与其中一国首先开战的可能,而一国之中,日本还有首选中国、苏联或美国为对手的多种可能;第三,中国通过与日本的外交斡旋,在做出适度让步的情况下似可延缓战争的爆发。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主要寄希望国际社会对日本有所制约,同时也希望通过适度的让步,尽可能缓解中日关系,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由于国民政府主观上有一定程度的“忍让”准备,因此这一时期基本的研判结论是中日战争尚不会立即爆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国际联盟将专门为此召开会议,他在193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国际联盟为我东省事开会,如公理得以伸张,倭寇强权能屈服,则东亚与人类之幸。[14]事实上,国际联盟虽然对日本进行了道义谴责,但并没有对日本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15],国民政府最多也不过是等来了美国在1932年1月7日由国务卿史汀生发出的所谓“不承认主义”照会[16],这可视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争取到的最大外交成果。在稍后不久的“一·二八”事变期间,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而国民党内的不少高级官员如宋子文、顾维钧、吴铁城、蒋光鼐、郭泰祺等甚至还希望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将上海事件与东北事件一并加以解决[17],但这些期望最终均告落空。

  

   在“一·二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就中国的国力而言,尚不构成日本的对手,而日本与苏、美、英等国的冲突则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他对未来世界大战的时间也有过一个预判:“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18]不过蒋介石同时也认识到五年的准备时间对中国来说远远不够,因为日本这个对手过于强大。在他看来,日本的真正目标必然是苏、美、英等大国。1934年,他提出“(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他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19]这一时期,国际和国内的舆论也多认为近期日俄战争或日美战争先爆发的可能性更大。[20]到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然认为中日战争暂不会爆发。5月16日,他在南京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讲道:“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危险,比两年以前要减少许多……国家减少危险的重要原因,就是敌人的破绽与世界的纠纷一天比一天显露与深刻化。”他认为“苏俄与蒙古军事同盟决定发表以后,日本与苏俄的冲突更加尖锐化,日俄的战争,可以说再已无法避免,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情况”。“远自九一八事变,近从去年中央军由平津撤退以来……无论欧美任何强国,他们的目光,都是直射到远东,时刻注意中日情势的演变,时刻要想来解决远东问题”。[21]

  

   除了对国际因素的乐观估计,蒋介石认为充分发挥对日外交的作用也可暂避中日战争的爆发。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仍然认为“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22]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军方也认为“中国现有之各种兵力与日本比较相差悬殊,日本有随时发动之可能,故开战之权不在中国。但在列强均势维持之下,尚能借国际同情之潜势力与暴日以无形之制裁,故目前中国除努力自强,以外交方式借国际势力以迁延暴日发动之时机,使我有整理图强之余裕”。[23]

  

   1936年8月以后,全国抗日运动在华北、华中、华南甚至西南地区都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势头。8月下旬,在成都发生了民众为反对日本设立领事馆而捣毁日本商铺及殴毙日人的“蓉案”。9月初,在广东北海(今属广西)又发生了日人遭袭的“北海事件”。由于这些事件多发生在日本海军所关注的地区,海军立即做出了以战争相威胁的强硬姿态。9月26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在《对华时局处理方针》中提出:国民政府中央对所有事件负责,必须迅速采取杜绝排日措施、迅速调整邦交、降低关税等措施;如果国民政府不满足其条件,日本陆海军将协同作战,固守上海,保障占领青岛;海军负责封锁华中、华南要地,轰炸华中、华南中国航空基地,日本陆军出兵华北。[24]

  

   日本的上述军事威胁使蒋介石看到了形势的险峻,正是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感到了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同时也开始作具体的军事应对部署。9月18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要求军事机关积极准备。9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倭寇之横逆,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未料及启衅以后绝无谈和之时。”[25]同日,他又致电何应钦:“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决心,各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俟随时抗战为要。”[26]9月30日,陈诚在致蒋介石的信函中也表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一战。”“中日间的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27]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28]

  

   在战争有可能一触即发之际,日本驻华使馆不顾国际惯例,指名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国民党方面一开始并不同意,但10月8日,蒋介石最后还是破例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了会谈,由于日方条件苛刻,蒋对谈判结果并不抱希望。11月7日,蒋在日记中坦露他已有“对倭外交破裂之准备”,并表示“我国已失之主权只有收回,不能再失”。[29]11月10日,蒋在致外交部部长张群的电文中称:“破裂时,宣言须预拟定,望先行电商为要。其中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否则非特无调整诚意,且无外交可言。须知今日完整华北之主权,乃为中国生死存亡惟一之关键,故须准备一切,以期国交之早日调整,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恤之意””[30]

  

   从以上情形可知,1936年9月以后的确存在中日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当时情势几乎有使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后来事态的缓和由于时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破例与川越茂的会晤,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因国民政府的忍耐而延迟了十多个月的时间”。[31]

  

进入1937年,国民政府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1月28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坦言:“国际风云日恶,中国处境阽危。”[32]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其他高层人士也同样感受到了战争的迫近。在同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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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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