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23: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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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的科举与学堂之争,焦点在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如何将中西学熔于一炉。学制颁布之前,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只不过西体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西学为体;学与教相对,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教会学校始终分途教授的中西两学,经历了融合汇通的阵痛,仿照东学形成新学。因未能积极参与中西学合流产生新学的过程,既使教会学校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问题上相当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关 键 词:教会学校  中学  西学  晚清

  

   近代中国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教会学校在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和争夺中,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学制颁布之前,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可谓西体中用。不过,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实际上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这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清朝的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相关材料已被整理汇编,相关史事一般教育史或传教史的研究者大都耳熟能详,可是转换扩张视角,对于材料和事实或有深入一层的解读。

  

   一、圣道与技艺

  

   中国历史上整体性集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次,即两汉至两宋受佛教影响的一大要事因缘、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带入西学、晚清以来伴随欧风美雨而来的从西学东渐到输入新知。大体而言,三次的情形各有不同,而前两次态势基本一致。在佛教千年的濡染浸淫下,至宋代形成新儒学即理学。可是宋儒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有意掩饰佛教性理之说,而上溯两汉乃至孟子的心性之学,以至于后来高明亦难以分辨说法与史事的联系及区别。

   来华耶稣会士带入的西学,不仅改变了士大夫的知识,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认识。不过,明末清初的诸儒延续宋儒的态度,尽可能掩饰其知识的变更,更绝口不提来源。今日学人经过仔细比较来华耶稣会士带来的西书与可能接触这些西书的士大夫前后相关著述的内容变,逐渐将所谓自然科学方面影响的脉络一一揭示;但是在人文制度方面,因为方以智等人同样将来自域外的观念用先贤的语言说出,迄今为止仍然只有笼统的推测性说法,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即便清代考证学是否受到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一节,也是聚讼纷纭,未得一是。

   与前两次相比,晚清以来中国受到的第三次域外文化的整体性影响不仅层面扩大,程度加深,更为关键的是,态势完全改变。中学与西学的冲突融合在经过夷夏大防、中体西用的阶段之后,乾坤颠倒,中西越来越与新旧相对应,而西与新又被视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取珠还椟逐渐演变成标榜华洋兼备,进而大张旗鼓地输入新知。全盘西化虽然在认识层面引起不少反弹,在事实层面却是高歌猛进。从反省落后的原因以及追赶先进的目的出发,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增添;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舍弃;凡是人我皆有但形式内容有别的,都要洗心革面。风尚变换的结果,挟洋自重绝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髦,至今仍然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并且名正言顺地引领时趋。而思想学术文化的转变与教育的变更关系紧密,承载西学的学堂教育在西学压倒中学的转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学入华并非始于晚清,在坚持道学为本的同时,朝野上下也逐渐承认西学的实用,因而考虑如何将西学与中学整合成为一体的问题。最初的思路是纳西学于科举,道咸同光四朝,仅官员正式提出有据可查的改科举方案就有18种之多①。可是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却始终不得要领,以科举整合西学的努力屡试屡败,而西式学堂的发展却日趋完善,由单一逐渐全面,由无系统时期进入有学制时代。在张之洞等重臣的鼓动下,清廷最终转而纳科举于学堂。

   这时的学堂教育已经实行分科教学,采用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教科书和教程,所谓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实际上等于用西学的炉子重新熔铸中学。中学固有的体系被拆解之后,逐一对应于西式的分科。由于自然科学的部类基本就是照搬移植,除了具有地域性的若干学科(如地理、地质、动植物分类等)的若干部分,一般而言中西融合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困扰。而在人文社科部类,则科举不能兼容西学的麻烦依然延续,出现如何安放中学的纠结。虽然文史政经勉强削足适履,哲学、社会学照虎画猫,都还算有了安身之所,经学却始终不安于位,最终由低而高地逐层退出学制体系,作为补救措施而专门单列的存古学堂也显得不伦不类,魂不附体。这样一来,中体可以说全面解体,在学堂体系里,西学成了正式的体,中学只能旁落到为用的地位。

   自从国人重视西学和西式教育之始,如何在学堂中安放中学与西学就成为左右为难的大问题。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是在国人自办的学堂演进中逐步展开的。在此期间,教会学堂以其实用有效以及在西学的教学方面占据优势,一度成绩显著。可是,在中西学的融合方面,教会学校的作用却似乎不如人意。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较早提出在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

   按照冯桂芬的设想,学习西学,不仅要学会语言文字,还要兼习算学,因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欧洲近代科学的基础究竟是算学还是实验科学,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认定算学为一切西学的本源基础,习算学的目的也就是要进而学习一切西学。只不过其所谓一切,仅仅指名了格致、制器之类,而不及人文社会方面。

   冯桂芬以为:“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转辗传述,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②这样的比较,未免高估彼酋掌握中学的能力,不过旨在强调要在西学堂中由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的重要理据。其《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关于中学教师的资格职能进一步明确为:“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经考试,量予录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可从前通事无所施其伎俩,而洋务之大害去矣。”而历算、格致、制造等反而可以通过翻译成书来学习③。也就是说,中学的经史仍然为本体,以俾学习者的仕进之道。

   冯桂芬的主张显然被主持相关事务者所接受,上海同文馆试办章程规定:延订近郡品学兼优绅士一人为总教习,举贡生员四人为分教习,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而以讲明性理敦行立品为纲,习西语西文之暇,仍以正学为本。算学西文须逐日讲习,经史各类,随生徒的资禀所近分习之④。后来广方言馆课程规定:习经、习史、讲习小学诸书、课文、习算学。学生分上下班,初进馆者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上班分七门,学生专习一艺,如地质冶炼、铸造、制造、制图司机、航海、水路攻战、外国语文及风俗国政。中师、西师分限督课⑤。广州同文馆即“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⑥。

   京师同文馆用科甲正途出身者学习天文算术,主要就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反对者则担忧中西学混通,影响读书学道,舍圣道而入歧途,因而只赞成在历法、制器等方面中法与西法互相考验。整体而言,中西学必须截然分立,不应混淆。所以倭仁将礼义与权谋、人心与技艺相对。于浚辰担心开天文算学馆会开启学洋人与鄙洋人的朋党之争,背后其实也是担忧中西学相争不已的麻烦会浮上台面⑦。京师同文馆将中西学分为两途,西式的艺学课程分科教学,中式的经史仍然延续旧惯,因而虽然朝野上下关于中西学的优劣短长争得不亦乐乎,但在学堂内部,中西学实际上是有别而无争,的确可谓并行不悖。

   不过,这样的中西兼顾虽然相安无事,却也是两不相干,等于在同一教育机构当中实施两套各行其是的教育。1888年,刘铭传议设台湾西学堂,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兼通,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歧。日以巳、午、未、申四时专心西学,早晚则由汉教习督课国文,遇西国星期,课试策论⑧。福州船政学堂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⑨。江南水师学堂设汉文教习六员,予驾驶管轮学生分时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并有经济之文以扩知识,定期由教习命题作论呈送改阅⑩。江南储材学堂类似,号称中西并重,因学生为中国人,粗知汉文,故其致力以中四西六为断。每日下午一点半钟入讲舍从事中学。分别层次,分类训课。已入泮者教古文之法,分习历朝各大家派。已开笔未全篇者,以春秋三传、国策、史汉各家逐字逐句先释训诂,再分疏国势、疆域、政治等。仅能属对及破承题者,授以《朱子小学》(11)。

   虽然守成官绅一再声称中国早有天文历算术数匠造等学,而且较西洋为精深,可是近代西学东渐,这一部分自然科学的知识一般而言无须与中国固有的学问相融合。而在科学与文化兼而有之的医学领域,中西医积不相能,非但不能融合,而且后来陷入长期此是彼非、非此即彼,争讼不已。

   中西并重分途的情形毕竟不能持久,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1889年11月10日),张之洞上《增设洋务五学片》,提出:

   查西学门类繁多,除算学囊多兼通外,有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泰西各国以邦交而立公法,独与中国交涉恒以意要挟,舍公法而不用。中国亦乏深谙公法能据之以争者。又凡华民至外洋者,彼得以其国之律按之,而洋人至中土者,我不得以中国之法绳之,积久成愤,终滋事端。夫中外之律,用意各殊,中国案件命盗为先,而财产次之。泰西立国畸重商务,故其律法于凡设财产之事论辨独详,及其按律科罪,五刑之用,轻重之等,彼此亦或异施。诚宜申明中国律条,参以泰西公法,稽其异同轻重,衷诸情理至当著为通商律例,商之各国,颁示中外。如有交涉事出,无论华民及各国之人在中土者,成以此律为断,庶临事有所依据,不致偏枯。顾欲为斯举,非得深谙中外律法之人不可,此公法学之宜讲也。

   为此,要在粤省新设的水陆师学堂讲习上述数种学艺,分别募致五学洋教习各一,拟各科招生30名,其中习公法者于精通该国语文以后,尚须兼习希腊、拉丁二国语文。生源拟从闽广酌调已通英语及各项算学的上等学生五六十名,更就上海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考校录取(12)。

1896年,梁启超的《学校余论》对京师同文馆教不得道的情形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13)京师同文馆所用洋教习不通中学,华文功课循例塞责,无足轻重,华教习大半乡曲学究,中西两面均粗浅,不得谓之学。梁启超的主旨,不仅是反对只习艺学、不问政学的偏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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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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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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