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君: 我的父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2 次 更新时间:2019-06-17 13: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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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君  

  

   父亲一直生活在西北山区,1993年我到北京工作后,把父母从陇东老家接出来,父亲才在山外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年。

  

   父亲是1999年7月6日去世的。父亲走得很突然。前一天我有事没有在家吃晚饭,晚上回来父母已经休息了。事后听母亲说,那夜父亲还在看电视《还珠格格》,还和孙子在抢频道。半夜,突然听见母亲急促的叫声,过去看时,我惊呆了,地上有大滩的血,父亲已经昏迷,正在从床上滑向地下,母亲用全力抱着他。我帮母亲把父亲扶上床。父亲从昏迷中醒来了,他对眼前的一切很清楚,他让我和妻子快去休息,不要影响了明天的工作,他说自己没事,不要紧的。我们请他不要说话,请他安静,他依然反复地说,反复地催促让我们离开。妻子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救护车很快来了,大夫做了处理,让我们马上送医院。父亲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没有事,我知道没有事,要走也等天亮再说。我们边说服边强制地将父亲抬上担架,抬上救护车。上车时听父亲说了一句:“又要动一次手术。”救护车呼啸着开往医院,我和母亲坐在父亲身边,天上下着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到了医院之后是抢救,医生一张一张的开处方,我一遍一遍的奔跑着去交费、取药、取血浆……没有停下来喘息的时候,无法观察父亲的病情。在奔跑中看见母亲给父亲在喂水,看见大夫在抢救,看见父亲又大口地吐血了,看见母亲在擦父亲脸上的血迹,我不能停止,只是在一次次奔跑,希望尽快的取得药,取得血浆,挽救父亲的生命。突然看见父亲在大口的咽气,马上叫来大夫,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父亲去了!父亲走完了他艰辛的平凡的一生。走出病房,站在暴雨中,任凭雨水冲刷着满头大汗、满脸泪水的我。母亲事后说,在医院父亲只说了一句话:“给我一点水。”父亲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父亲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父亲出生在苦甲天下的甘肃静宁,家境贫寒。在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带着父亲搬迁到了奶奶娘家的村庄,那是在一个山顶上的小村寨。父亲兄弟姐妹很多,除了父亲活到73岁,二叔活到了50岁,我的几个姑姑都因病后缺医少药而死得很早。爷爷从小就在给人扛长工打短工。父亲11岁就离开了老家,背井离乡,去了宁夏西吉的大山里,给地主家当了小长工。到了1949年,父亲20岁出头,他依赖自己的勤劳在小镇上做小本生意。他边做生意,边供给二叔上小学上中学,后来二叔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公私联营时,父亲成了“公家人”。和他同时联营的有30多位,后来实行大精简,只剩下了两三个人,一位就是父亲。父亲没有被精简,完全是由于他为人的正直和对待工作的认真。他晚年说起自己那时每天骑自行车去县城调货,要走近20公里山路,清晨出发,下午负载货物回来,到家时经常是半夜。一次遇见了狼,差点丧命。一次狂风大作,连人带车吹下了悬崖,几乎被摔死。父亲任劳任怨的工作着,先后被调动了几个公社,一个最艰苦的地方没有井水,只能喝点窖水。五十岁左右时,父亲被调到了县土产公司,直到退休。父亲得我时,已经36岁了。我2岁时跟随母亲离开宁夏西吉,回到了甘肃老家,上学后,只有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看望父亲,但也不是每个假期都去。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对父亲的工作也不太了解。那时家中很穷,如果没有父亲送来的粮食就会挨饿。父亲有时也带些肉,所谓的肉大多是一堆猪肠子,父亲有一段时间住在食品公司院内,所以能走后门买到这些东西。父亲到了县城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做保管员,他看管着几个仓库,每天要收货(从西安、兰州、银川等外地进的货),要发货(有许多乡镇的商店又来他这里调货,改革开放后有许多个体户也来调货,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他和那些调货的人大声说笑着,似乎很开心。他宿舍的墙上永远挂满着五颜六色的票据。他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自学了认字和算账,从而能够承担那琐碎而繁重的工作。不管在什么单位,父亲住的一定是最破烂的房子,在他最后工作的一个单位里,他住的是原来关兔子的棚子。单位也有楼房,听说是他自己选择了兔子棚,我不能理解父亲的选择。记忆中,如果没有人来调货,父亲就坐在阴暗的库房中戴上老花镜,缝补麻袋,那些破损的麻袋是可以报废的,没有人给父亲提出缝补麻袋的要求,他自己愿意那样做,他说补一补再用,可以给国家减少一点损失。他把一条破麻袋和“国家”联系了起来,当年的我根本无法理解。

  

   我是独子,父亲又是中年得子,自然对我十分珍爱。但他对我要求很严,记忆中有两次挨父亲的打,都是在10岁以前,一次是我拿了他的5角钱去买了什么东西,在他看来没有说就拿自然是偷窃行为了。一次是我出于好奇偷偷抽烟,被他发现,给了一个耳光。我今年39岁了,再没有抽过烟,可能和那一耳光有关。10岁后父亲再没有打过我。他有时翻翻我的课本,当然是看不懂的,他会催促我:去写字去写字。16岁时,父亲命令我去投奔千里之外的二叔,二叔当时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农场中学任教,希望二叔能教育我。半年后我学习上没有什么长进,就又回来了。1978年12月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出版时,小县城里来的很少,父亲在冰天雪地中排队给我买了一本。有一套上海出的数理化复习材料,父亲费了很大的周折,托人从上海买来一套。我在中学学习很差,自己却满不在乎,那时的我根本没有珍惜父亲的良苦用心。考上大学后,父亲给我买了一块200多元钱的英纳格手表,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那时父亲每月的工资是30多元,除了他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得补贴全家的生活。只是这两件东西花费掉了父亲一年的储蓄,可以看出儿子上了大学父亲是多么高兴。我入学时,父亲执意送我西安报到,半道出了车祸,汽车翻下2米多深的沟中,父子二人大难不死,死里逃生。父亲每年都会借调货的机会,坐货车长途跋涉来西安看我。我在大三时,货车在移动时颠簸,把父亲从车厢上抛了下来,他坐在一捆布上,居然丝毫没有受伤,周围的工人说这个老头有气功啊。从大二开始,我的学习才变得自觉起来,父亲自然很高兴。我大学毕业后,父亲就退休了,回家务农。我每次回家,他喜欢听我给他讲讲古代的事情,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必须看新闻联播,这一习惯直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博士,上博士后,他都很高兴也很支持。我读研时有了孩子,妻子独自在一个小城市教高中的毕业班,无法带孩子,父母把孩子从满月一直带到6岁,等我读完了博士才接走。农村没有牛奶,父亲买来了奶羊,和母亲一起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孙子。冬天的时候,父亲每天都得半夜起床,在火炉上烤干一片片尿布。二老同时还在耕种着家中的两亩多地,多次劝说他们也不愿放弃。这期间,父亲因胰腺炎发作做了两次手术,身体越来越衰弱了。

  

   我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做博士后时,把父母接到了北京。突然闲下来的父亲显得很不适应,我看见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路口数过往的汽车。他捡来许多编织带,编了大大小小许多筐子,有的送给了邻居。我到新的单位任教后,为了父母也能住下,从楼上换到平房,没有暖气,得生土暖气,这就成了父亲主要的工作。平时父亲从不闲着,他给院子安装了一个大门,在院内砌了一个水泥桌,又给家中做了许多粗笨的脸盆架、柜子之类用具。晚年的父亲很执拗,自己想做的事别人无法劝阻。怕他会伤心,他那些粗笨的用具谁也不敢扔掉。他经常去早市,买来大捆的菜,因为贪图便宜,许多菜因放置太久已无法食用,母亲只好偷偷扔掉,每次都得扔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让父亲发现了又会大发脾气的。后来我出国一年,孩子也大了,不需要接送,从妻子的电话中我知道,寂寞中的父亲发现了一个“致富”的门径——捡破烂。不光他自己捡,也要求母亲帮助他。妻子多次劝阻无效,只好听之任之。我回国后发现院子快成为一个破烂场。父亲经常很早出去捡,捡回来又分类整理,他结识了许多收破烂的农民,和他们有说有笑,我似乎看见了退休前的父亲。我也劝说多次,求他不要再捡,我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也有几千元了,并不需要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母亲也劝他:儿子是博士、副教授,你捡破烂也给孩子丢人。父亲终于答应了。可我很快发现,他只是从地上转入了地下,依然偷偷摸摸地捡拾着,直到他离开人世。他去世后,我们发现了一张近千元的活期存折,每次存入一二十元,无疑是他捡破烂的所得了,存折的姓名栏上写着孙子的名字。成为博士、成为大学教师的我,与作为农民的父亲之间,在关系上有了细微的变化,我虽然从没有当面埋怨过父亲,但对父亲捡破烂始终无法理解,也很不满意,父子间似乎缺少共同的话题了。父亲也知道儿子不再是当年的儿子,他一生对有文化的人一向是尊重的。现在他的儿子也成为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一方面也感觉儿子和自己越来越疏远。住在这里,时常有硕士、博士、教授来访,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种环境中,父亲的感觉一定是别扭的,来人之后不说话不行,父亲只会说方言,他说话别人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父亲变得很怕家里来客人了。

  

   但父亲一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怀我。他生怕因自己的到来而影响了我的工作,他和母亲一起尽量承担一切家务,买煤打面等事从不让我插手。我出版了书,他要去了一本,说等回家时拿给亲戚们看看。他很关心我的职称,他去世前,我正在评教授,已经通过了主要的关卡,只剩下最后一关,父亲经常询问我进展如何,他私下给母亲说:“儿子要当上教授就好了。”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我被告知通过了最后一关。我是教授了,可父亲未能等到这一天,只差了一天。

  

   父亲去世了,我才明白,晚年生活在京城的父亲其实是寂寞的,他在思念着遥远的故乡,那贫瘠的土地上有他的童年,有他的青春,有他生命的根,他多次给母亲说他死了希望能安葬在故乡。他不停地偷偷地去捡破烂,一方面出自他长期节俭的本性,他说过:“一弯腰就可以捡一毛钱,为什么不捡呢?”一方面是他还想通过他力所能及的劳动,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不愿意过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生活。也许,不要上这么多年的学,就会和父母生活在我们贫穷的家乡。那样,父亲的晚年不至于和儿子之间有这么一层隔膜感吧。父亲已经永远的去了,明天的我还要授课,还要写学术文章,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让人忙乱,让人烦恼,只有在午夜梦回时,望着窗外昏黄的月光,会想起父亲,会默默咀嚼父亲的一生。

  

   少年的父亲是一个长工,青年的父亲是一个商贩,中年的父亲是一个职员,晚年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父亲没有上过学堂,自然,我不会出生在书香门第,我们家连耕读之家也算不上。父亲的一生是那么平凡,那么普通。父亲不是大款,连小款也不曾是,父亲终生清贫如洗。父亲与权力绝缘,连当小组长的经历也没有,父亲只是个治于人者。然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的,我爱我的父亲,我感谢上天给我这样的父亲。真后悔,在父亲的晚年,我没有这样对父亲说过。如果有在天之灵,我希望父亲能听到我的心声。如果有来生,父亲,我依然希望您做我的父亲。

  

   2001年清华园旧西院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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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孙明君工作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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