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平权与认同:重思“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9-05-31 1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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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  

   内容提要:族群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紧张,这一系列议题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核心冲突。本文从视觉认同的角度出发,回到全球化之前的“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新的阐释框架,即将1950年代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政策理解为社会主义平权运动——和今天族群研究所依赖的美国平权运动相对照——的一部分,在平权的视野中理解并整合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在此基础上论文将结合部分代表性影片,在理论层面而不仅仅是电影批评层面讨论“人民主权”的逻辑所形塑的“人民”这一“普遍身份”如何超克具体的族裔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回应对于这类电影“汉族中心主义”的批评。本文想尝试指出,“人民主权”同样构建了一种“普遍人性”,“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提醒我们不要固守于“特殊性”来理解民族电影,而是要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依赖于普遍的平权与普遍的参与,而电影永远是这场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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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战终结近三十年的今天,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紧张,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诚如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民族性诉求逐渐在政治中获得支配地位。随着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解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减弱,因而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决的问题得以凸显。国家信奉自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1)。尤其近一两年来全球化趋于逆转,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更有力地影响到国际秩序,无论美国、中国亦或其他国家与地区,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开始强化,“民族性”的问题变得尤为尖锐。

   同时,中国的“民族性”诉求面临着“二重结构”的紧张,“中国同时存在两类具有本质差异的民族:一是中华民族,一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周平36)。这导致我们既要在国际秩序中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在全球化所代表的“普遍性”中强调“特殊性”;同时又要在国内秩序中消弭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少数民族“特殊性”基础之上的“普遍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面临着巨大的张力。近年来马戎等学者建议修正这种双重结构,即在“中华民族”的层面上继续使用“民族”的称呼,而在“少数民族”的层面上使用“族群”的称呼(马戎2),重提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的理念。顾颉刚的呼吁来自于抗战时期,在今天重新激起马戎等学者的热议,可见出当下民族性问题的内在紧张。

   与此相关,在国际环境中,我们越来越依赖“视觉认同”来确证“民族性”,一系列代表性的案例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8年)、国家形象宣传片(2011年)、CGTN的筹建(2016年)等等。对于电影而言,“讲好中国故事”被视为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坚持民族文化身份,坚持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具有普适性的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赵葆华)。有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民族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有历史性了解的话,当下对于电影“增信释疑、凝心聚力”之类要求,基本上类同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政治功能。

   笔者一直希望有机会对当代中国电影与民族性的关系展开系列讨论。本文作为这一学术计划的一部分,尝试回到起源阶段,讨论“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与民族性的复杂纠缠。这意味着我们回到“冷战”终结后的全球化时代之前,讨论“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性”如何被电影所表征与转化,而这一“内部”的经验在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通过电影,又将如何作用于“外部”。这触及“特殊性”与“普遍性”在电影语言层面的深刻博弈,需要我们以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史乃至于文化政治的视野,重返“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情境之中。

  

   一、“平权”视野中的创制“民族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伊始,面临着双重民族性的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内部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我们的民族理论基本上都集中于少数民族层面,如同周平所指出的,“现行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围绕着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展开论述的,基本上就是少数民族权益理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论述却付之阙如,至少是缺乏对中华民族的完整论述”(37)。

   理解这种貌似奇怪的不均衡,需要我们把握创制“民族性”的一个等级结构:“民族性”永远来自于“他者”的界定。如同刘大先分析的,“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文化与公民,无形中是以启蒙他者的眼光来衡量本民族民众及其文化的,尤其是涉及‘民族性’时更是如此”(刘大先48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积贫积弱的中国被客体化,出现了大量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讨论,只是更多的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国民性”这一概念,二者是同一个词。刘禾谈到了这一点,“‘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基础”(76)。

   因此,建国后这套国民性话语宣告终结,在冷战的国际秩序中,新中国拒绝了来自“他者”的目光;而在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之内,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毫不意外,1952年院系调整后,“人类学”这一学科被取消,民族学与人类学发生分离,“关于汉族的人类学性质的研究遭到了禁止,而集中于‘少数民族’研究”(刘大先491)。在“改革开放”之前,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讨论并不存在,民族性基本上指代的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就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言,当新中国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后,是否在“内部”复制了这一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在一部分研究者尤其是海外学者看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再现了这一不平等的等级结构,是将“帝国性”内在化,这是他们对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的认知基础。

   本文想指出,新中国并不是复制而是挑战这一等级结构,对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性识别,不是构建歧视,而是推动平等。回到1950年代,全球至少有两场波澜壮阔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一场是成为世界史常识的美国平权运动,这场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运动推动女性、少数族裔等获得权利;另一场是依然被遮蔽的中国平权运动,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式的关于族群、性别乃至于更广泛的“人民”的平权运动。

   只有在“平权运动”的范畴中理解少数民族的民族性问题,才能基于本国历史实践而不是依据“他者”的目光来理解民族性。在1949年之前,少数民族的民族性问题严格来说是可疑的,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国族同源论”,这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族”理论,将其他民族视为汉族的大小宗支。这种民族论述否认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不被承认,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习惯。在《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一时间中华民族‘同源论’或少数民族‘取消论’甚嚣尘上”(王希恩280),广西地区甚至于出现了“改良风俗委员会”,对于少数民族予以同化。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尊重少数民族的差异性,批判国民党的“宗支”论述;另一方面也没有照搬苏联民族自决的联邦制度,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放弃民族自决的口号,推广民族自治。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已经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从“自决”到“自治”,并不像某些观点所批评的基于国家统一的功利考量,而是有其自身的政治逻辑。如同汪晖指出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与人民主权的概念一道诞生的”(77)。和“自决”相比,“自治”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也即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这是中共建政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少数民族是这一政治逻辑的一部分,“人民”这种“普遍身份”高于具体的民族身份。如果一定要追问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话,可以归于这种“人民”的政治逻辑,如同戴维·米勒对于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民族性的分析,“民族特性等观念长期存在。新的东西是民族可以被视为积极的政治行为者,是最终主权之持有者的观点。这又与一种新的政治思考方式相联,即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大众或民族意志的表达”(31)。

   正是基于“人民主权”,如果要做到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普遍赋权,新中国首先要创制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在50年代陆续展开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对此有过回忆:“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费孝通263-64)。

   民族识别工作主要参考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斯大林294),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状况,依据民族特征与民族意愿展开识别。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自行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之前,确定了38个少数民族。1954年开始,中央民族陆续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1954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组(1955年)、湖南民族识别调查组(1956年)等等,在这些工作基础上,从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183种少数民族名称中,又确立了15种少数民族,至此少数民族为53种。此后1965年识别了珞巴族,1979年识别了基诺族,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前,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

   民族识别工作的重要节点,总是与人口普查、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得以确认的同时,意味着“平权”范畴中的政治权利的获得。和一些观点以为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汉族同化少数民族不同,当时的工作甚至于要创制特殊性,比如对于一些无文字的民族,不是以汉语同化,而是帮助他们创制文字。而且,在识别工作中有时要主动激发“民族意愿”,对于一些符合民族特征但是缺乏民族认知的民族共同体,“民族科学工作者经过民族识别调查研究,提供大量有关民族特征方面的材料,通过待识别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真正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意义颇深的特点,使民族意愿同民族特征的客观依据统一起来”(费孝通103)。这类创制民族文字、激发民族意愿的国家行为提醒我们,民族性不是一个基于血统、种族的本质化的族裔概念,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国家构建。如同汪晖的看法,“1950年代展开的民族识别过程显示:许多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国家构建的产物”(89)。

这种“人民主权”框架下的民族性建制,落实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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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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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艺理论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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