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磊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表述的民族性呈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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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磊磊  

   内容提要:本文所指的民族是一个从对原初氏族、部落客观存在的所指,逐渐演变、延伸到艺术、信仰的精神所指的文化命题,它含有从现实的世界向想象的世界不断纵向移动的思想理念。民族的意旨经过不同历史时代的演变,最终汇入到国家、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谱系中。如今,电影中的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已经引申、应强调、应力倡三种意义相互关联的递进式的集合概念内涵:民族已经引申出从现实的共同体到想象的共同体演变的意涵;民族性应强调其子民因由其民族性格而转化为民族英雄后所彰显出的民族个性;民族主义应力倡对民族的热爱到对民族国的认同。

   关 键 词:民族  民族性  民族主义  电影文化

  

   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自己文化身份的归属以及文化立场确立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国家历史传统、文化安全、社会心理、艺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地缘政治的视野下,民族问题更是一个指涉到国家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国际冲突的敏感问题。在电影领域内,民族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关注的艺术创作的重要问题。现在,民族问题除了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性保护问题外,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上不同国家关系的问题。除了在艺术创作领域增强相互的借鉴与合作之外,我们与世界各国在民族精神上有没有相互近似的共同性?特别是我们与邻近的亚洲国家有没有民族文化上的通约性?即便我们不可能通过艺术与学术交流去进行不同民族精神的完全整合,我们还是希望实现一种能够通过相互的交流进行相互认识、通过相互认识进行相互理解、通过相互理解进行相互合作的理想愿景。这才是我现在进行民族与电影相关问题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点。

   我们对电影中民族问题的研究,通常都是从民族题材的艺术创作维度展开,尤其是从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创作维度展开的。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诸多的学术成果。然而,仅仅从电影艺术的表现题材将电影与民族的问题故事化,其间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尚未涉及的学术空白,而且由此还容易产生某种电影和民族问题无关联的误区。最起码我们不能误认为民族问题是一个在电影的题材论范畴里就能够穷尽的问题。在本文中,将从电影的文化主题、电影的叙事语境与国家社会的文化语境的视野中,来探讨电影世界中的民族问题,既将民族问题置放在一个电影人类学的谱系之中,来分析有关其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问题的理论命题,并用一种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知识框架,来阐释、认识、判断电影中尤其是东北亚电影中的民族问题。

  

   一、民族与电影:从现实的共同体到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一词(n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罗马时代,它的词义“natio”是由拉丁文“出生”(nasci)的过去分词“natus”转化而来的。意指种族、血统、出生物等。[1]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演变,民族的涵义由最初专指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为特指在一定地域内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进而又特指那些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历史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谱系中,英国学者史密斯(A.D.Smith)又将民族问题纳入共同情感的范畴,从而增加了民族的文化内涵。他说:“民族是一个纵向和横向联系上的一体化的、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2]族群。可见,现代的民族观念除了强调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之外,还特别注意到其“集体情感”的特征。即从过去强调民族的部落、语言的客观归属,到开始强调其精神文化归属。

   这些文化精神的归属问题在各种艺术的表现形态中反映得更为明显。不同的只是,有时是在显在的艺术题材的层面上呈现出来,有时则是以潜在的方式以艺术的叙事主题和叙事语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将那些非民族题材的电影排斥在民族问题的讨论框架之外,甚至,在那些非民族题材的电影中,所涉及的民族问题比那些民族题材的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的表达——就像获得了中国电影史上票房冠军的《战狼2》(2017),在这部影片中所植入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电影观众最为直接的观赏驱动力。可是,如果仅仅从电影艺术的表现题材而论,它可能根本就不能进入电影民族问题研究的视野。

   就民族问题的社会政治论述而言,斯大林1914年在其《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中提出的观点,一直被民族问题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度认可。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P294)这个关于民族的定义在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曾经广为使用,并且得到普遍赞同。斯大林所强调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表现在文化上的心理素质四个维度的共同性,至今也是我们认识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不论民族的分裂是源于何种因素,导致他们融为一体的关键因素依然不能超越斯大林所强调的这“四个共同性”。虽然,关于民族的定义后来还在不断推出,但是,因其概念定义的全面性,直到今日,这个定义依然不能为人们所否定。尽管,许多学者曾经将民族的认知纳入到不同的知识体系乃至学术研究的范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能够超越传统的社会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如:安东尼·吉登斯曾认为,民族是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4(P144)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把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5]美国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当代文化学研究领域,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并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用安德森自己的话来说,他是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对民族作如下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6](P6)安德森所说的这种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在内心世界里相互联结的“意象”,就是人们对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这是一种来自于民族文化族群中的集体力量,在被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意识所左右、所驱动,从而形成的某种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现象。电影,有时只是这种文化现象中的一种图景,它昭示着民族的历史不管怎样演变,民族的文化不论如何翻新,总是有一种恒常不变的内在力量在装点着民族世界的景象,就像大自然的无形巨手在拉动着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它在人们不经意间改变着世界。

   展望当代世界影坛,基于国家对民族情感的普遍认同,许多国家的电影越来越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对民族发展历史的守望,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崇仰,相继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电影文化潮流。中国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2000),张艺谋导演的《英雄》(2002),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2010),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2015),还有徐浩峰导演的《师傅》(2015)、《箭士柳白猿》(2016),路阳导演的《绣春刀》(2014)、《绣春刀Ⅱ·修罗战场》(2017),这些影片的导演身份各不相同,在艺术类型与语言风格上也不尽一致,但是,在文化精神的指向上却都呈现出一种皈依民族风范、回归民族历史的文化特征。应当说,武侠功夫电影是最具中华民族风范的电影类型,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弘扬渐成风尚的时刻,这种皈依民族传统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完成了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而且为电影的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市场生机。

   过去,我们对苏联乃至俄罗斯电影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卫国战争电影的视域内。其实,近年来俄罗斯也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故事片。如:表现13世纪上半期人民所爱戴的亚历山大公爵与敌人作战的影片《全军破敌》(2007),讲述最底层的俄罗斯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驱赶走了波兰占领军的《1612动乱时代》,以及展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在博罗季诺战役打响前夕的谍战故事《1812:骑兵之歌》。这些电影在俄罗斯电影中所占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它们却表现出当代俄罗斯电影对其民族历史的共同回望。同处于东北亚地区的韩国,所创作的《飞天舞》(2000)、《武士》(2001)、《无影剑》(2005)、《鸣梁海战》(2014)、都有一种对民族历史深切关怀的情怀。作者将对民族国家的向往、对故乡家庭的思念、对亲人情感的寄托都付诸于电影的历史叙述之中,所以,韩国电影中的理想人物形象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家庭伦理与个人情感三位一体的英雄形象。这种国家、家庭、个人三位一体的银幕角色,使观众在电影的观影过程中完成的是对于国家形象的认同、对群体价值的确认与对自我理想实现的想象性满足。而不像好莱坞电影,在价值取向上更多地向个体价值认同,最起码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价值取向之中,更多地是向个体维度倾斜。这是东北亚国家电影在价值维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它们之间的文化亲近性,即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在文化取向上的趋同性。它显示出电影这种建立在产业生存法则体系之上的文化表达,更具有一种类似于标准化的文化工业意味。

   综上所述,民族的概念,是一种从现实的世界向想象的世界不断纵向移动的文化理念。它从最早氏族、部落等客观存在的所指,逐渐演变、延伸到艺术、信仰中的精神所指,最终汇入到国家的文化谱系与社会的政治谱系之中。况且,“在现代世界中的每个人,就像他或她拥有一个性别一样,都能够、应该,并且将会拥有一种民族成员的身份。”[6](P4-5)尽管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通常以族群(nationalities)为基础,但一个族群可以在没有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存在。一个国家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族群首先是文化的。在当代人文科学的语汇中,民族、族群与国家已经不是对立的概念,而通常是作为相关的概念来使用的。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实际上原本就包括民族精神、民族气派、民族风格的含义,同时,也包括对于民族精神的承传与对民族文化的弘扬这些相关的内容。

  

   二、民族性与电影叙事:从民族性格的塑造到民族英雄的镌刻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与国家经常处于相同的语言表述序列之中。特别是在文化表达、中,民族与国家通常是一体的。最起码人们一般不会将这两个称谓相互对立或割裂开来。特别是“当民族与国家二者合为一体时,即国家内只有单一的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与居民居住地范围相同,而且文化与政治已经逐渐融合时,这种国家,称之为民族国家”。[7](P5)不过,据统计世界上只有大约10%的国家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8](P528)事实上,尽管民族的界线与国家的界线总是难以完全缝合,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一种多民族的混合体,可是在习惯上大家还会将民族与国家统而观之。

我们通常认为,构成民族性(ethnicity)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决定民族性认知的前提是国家认同。没有民族性的共同认知,国家就要分裂。其实,ethnic是从希腊文ethnikos经过拉丁语转化而来的,是ethnos的形容词形式,ethnic最初用于英语时表示的含义是“非基督徒或犹太人、无宗教信仰的人、异教徒。”[9]虽然我们不能说在艺术中对民族性的背离就是对国家的逆反,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在艺术中对民族性的坚持,就是对国家文化尊严的守望。世界上许多国家与民族都曾经历过外敌的野蛮侵略,也都有过对外敌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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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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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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