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会晖:如何理解康德的“理性的事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9-05-31 1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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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会晖  

   内容提要:“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就其内涵而言,这一概念应被解释为“理性的事实”而非“理性的行动”,应被理解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而非构成某种权利的部分依据之事实。就其外延而言,这一概念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对这种事实的根据,人们往往指责从写作《实践理性批判》开始,康德把道德法则预设为自明的、不可证明的理性的事实,使其道德哲学陷入了独断论。但康德其实认为,道德法则虽然在理论上不可论证,但在实践上是可以被证明的。康德关于理性的事实学说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与普通人类理性的现实性的结合,为整个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基础。

   关 键 词:康德  实践哲学  理性的事实  道德法则  行为  普通人类理性

  

   “Faktum der Vernunft”(理性的事实)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它是构成自由、上帝、灵魂不朽等理念的实在性与规范性的重要根据。本文将在前三部分依次就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根据进行讨论。

   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而言,国际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它解释为“理性的事实”,另一种则解释为“理性的行动”。前一种解释又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解释较常见,把这种事实解释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另一种类型的解释则基于道德与法律的类比,认为这种事实是能够支持某种对权利的要求、但又不足以确证权利的事实。笔者试图对第一种解释的第一种类型进行辩护。

   就“理性的事实”这一概念的外延而言,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道德法则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最高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法则构成了自由得以确证的根据,由此,纯粹理性体系的大厦得以确立。

   就“理性的事实”的根据而言,康德并不认为它是完全无根据的。由于康德断言,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的事实是不可证明的,许多著名研究者据此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退回到了独断论,其批判哲学在根本上并无批判性。笔者试图回应这种批评,认为道德法则理论的实在性是不可证明的,它在实践上的实在性是可以证明的,康德提供了这种证明。

  

   一、“理性的事实”的内涵

  

   就其内涵而言,“Faktum der Vernunft”是理性的事实与理性的行为的统一,但它主要是指理性的确然无疑、不可否定的事实,却又是通过理性的行为而建构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Faktum”兼有行为和事实这两种不同的含义。

   笔者认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指一种事实,但这里的事实并不是与行为无关的事实,而恰恰是作为行为结果的事实。

   第一,根据词源学的考察,“Faktum”兼有行为和事实这两种不同的意义。根据邓晓芒教授的解释:“康德所用的‘事实’(Faktum)一词,来自拉丁文Factum(行为、行动;事业、成就),其词根为动词facio(做,作,完成、实现)。”[1]19在康德所处的时代,“factum”既可以表示行为(That),又可以表示事实(Thatsache)。而根据康德对“Faktum”的解释,确实它也兼有事实与行为这两种含义,但以事实这一含义为主①。因为,康德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作了明确的说明:在解释“Faktum der Vernunft”为何是一个“Faktum”时,他明确指出,这是因为道德法则的意识是一种强加于我们的事实,道德法则是被给予我们的事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能从先行的理性资料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因为这个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推想出这一法则来,而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不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直观之上……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2]41我们对康德这个术语的解释就应当遵循康德自己对于该术语的解释。康德认为,在理论上,我们能够独立于一切的经验性因素而根据道德法则行动,这是不可论证的。这就是说,道德法则的理论的实在性是不可论证的,不能被任何来自理性或感性的证据所确证。例如,它不能从对自由或上帝的意识中被确证。道德法则理论上的实在性是无法被论证的,但它有着显而易见的合理性,“本身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仍然构成了确定无疑的先天综合判断[2]63。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法则只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即使普通人类理性也能明显地意识到,我们对道德法则本身有一种独立于感性欲求的关切,理性的道德法则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影响,但我们不知道这种道德法则在理论上是如何可能的。

   然而,理性的事实并不是与行为无关的事实,而恰恰是作为行为结果的事实。因此,这里的“Faktum”也兼有行为的意思。康德强调,道德法则并非我们被动接受的事实,我们不可认为,我们被动地受到道德法则的约束,而应该把自身看作道德法则的设立者和道德要求的来源,“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立法的(sic volo,sic jubeo[我如何想,便如何吩咐])”[2]41。

   道德法则是理性的活动所设立的,道德法则又是被直接给予我们的事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法则是理性本性的必然结果,它是理性必然根据其本性而先验地设立的,它植根于我们的本性,而必然在实践中被我们(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基于这种意识的必然性,对于经验性的个体而言,道德法则又是直接被给予我们的,其规范性是不可否认的。它不是某种被经验性地设立、可被经验性因素所否决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人有本体界的意志自由,那么,我们在本体界超经验地设立道德法则,这种原则的作用贯穿于各种经验性的实践活动中,对于经验性的人来说,道德法则就是先天地被给予的。而无论一个人有没有明确意识到理性的这种必然要求,是否清晰意识到道德法则的抽象形式,道德法则都起着规范性的约束作用。

   第二,“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不是指行动,而是指作为理性的行为之结果的事实。

   马尔库斯·维拉夏克(Marcus Willaschek)、斯蒂芬·恩斯托姆(Stephen Engstrom)、保罗·弗兰克(Paul Frank)等人认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指的是行为,而不是事实。如彭文本教授所说,马尔库斯·维拉夏克的解释最有力的根据在于,康德在一处文本中,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等同于道德的意志决定[3]58。康德说:“一个纯粹意志的客观实在性,或者这也是一样,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在先天的道德法则中仿佛是通过一个事实(Faktum)而被给予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来称呼一个不可避免的意志规定(Willenbestimmung),哪怕这个规定并不是立足于经验性的原则上的。”[2]74而且,“Faktum der Vernunft”确实不是与行为无关的某种现成的事实,而是基于理性的行为的事实。

   然而,维拉夏克的这种解释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尽管康德在上述的论述中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等同于道德的意志决定,但我们也可以把意志决定这个活动本身看作一个事实,这样,该论述并不能说明,我们不能把“Faktum”解释为事实。其次,康德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作了明确的说明:在解释“Faktum der Vernunft”为何是一个“Faktum”时,他明白指出这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由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被给予的”[2]41。显然,在这里,“Faktum der Vetnunft”指某种强加于我们、直接给予我们的事实,而非某种行动。再次,如果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解释为行动,那么,康德有一些文本就难以读通。例如,康德声称:“与此相反,道德律尽管没有提供任何展望,但却提供出某种从感官世界的一切材料和我们理论理性运用的整个范围都绝对不可解释的Faktum,这个Faktum提供了对某个纯粹知性世界的指示,甚至对这个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规定,并让我们认识到有关它的某种东西,即某种法则”[2]56-57。正如克莱格尔指出的那样,如果把“Faktum”解释为行动,那么这段话就太让人费解,因为道德法则是无法提供行为的,只能规定行为。

   第三,笔者认为,“理性的事实”应被解释为确定无疑的事实,而非像依安·普鲁普斯等人认为的那样,是不足以确证权利的事实。

   迪特·亨利希和普鲁普斯认为,康德的“Faktum”概念应被理解为一种能够支持某种对权利的要求、但又不足以确证权利的事实,而非无可置疑的事实,而这个理性的事实就在于道德法则有纯粹来源。亨利希认为,法律程序构成了康德第一批判的范式。在第一批判中,康德说:“法学家在谈到权限和越权时,把一桩法律诉讼中的权利问题(quid juris[有何权利])和涉及事实的问题(quid facti[有何事实])区别开来,而由于他们对两方面都要求证明(Beweis),这样,他们把前一种证明,即应阐明权限或合法要求的证明,称之为演绎。”[4]79这些演绎通常追溯到一个作为这个要求的来源的法律行为或事实,而这种来源被称为事实[5]29-46。

   普鲁普斯进一步发挥了亨利希的解释,他认为,“Faktum”概念应该通过与法律的类比而得到理解。在他看来,关于法权的判断是规范性的前提和事实性前提的共同结论;法权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把规范性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事实而达成的,而这种运用可以采取演绎推理的形式,具体事实构成了关于权利的判决的部分根据,因此,“Faktum构成一个与最终的判决相关的、但又不足以导致判决的事实”[6]215。他具体解释说,“我们断言,正如先验演绎的factum在于范畴有纯粹的或非经验性的来源这一事实,关于自由的演绎的factum在于道德法则有纯粹来源这一事实”。他认为,康德以化学试验为比喻来说明道德法则能够在每个人的普通人类理性中得到验证,“我们自然可以怀疑这些关于道德法则来源的纯粹性的‘证据’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康德明显相信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论证力量——也许,法律证据以这种方式有可被取消的、非充分确证的力量。但目前事关紧要的,是康德设想了这些证据[envisages such proofs]这一事实。他确实这样做,这支持了这一观点:关于理性的事实构成一个关于自由演绎的factum;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个factum就是一个需要在演绎过程中被证明的事实”[6]227。他认为,对自由的演绎的事实在于道德法则有纯粹来源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作为一个factum,需要一个证据,并且,在康德看来,使得一个证据得以可能”,因此,他也不同意这样一种对理性的事实的传统解释:“根据关于理性的事实的一种传统解释,这事实如此地根本,以至于不能有任何依据。”[6]229

普鲁普斯的这种解释并不真正符合康德的观点。因为,康德明确解释了为何他把道德法则称之为理性的事实,而其理由并非在于它构成了演绎的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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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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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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