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邓演达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19-05-09 00: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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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农  

   内容提要:邓演达、毛泽东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领导农民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及大革命失败前后有着从事农民运动的共同经历与合作,对农民问题理论存在着各自见解与分歧。邓演达是大革命后期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主导者;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所倡导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问题理论;邓演达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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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大革命后期,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演达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都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都倡导发展农民武装,都提出必须建立农民政权,以动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是国共双方领导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研究和分析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探讨其相关主张的渊源、得失和影响,对于全面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对于系统总结中国土地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探寻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意义重大。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以大革命失败前后为限,分前后两个时期。毛泽东与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的交集主要是在前一个时期。有多位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给予邓演达以很大的影响,并且大多都认为邓演达之所以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能够有激进的农民问题主张,主要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和影响。客观地讲,毛泽东对邓演达的确有很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单方面的呢,还是互相的?他们二人当时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和作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以毛泽东和邓演达对贫农问题的论述为例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由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①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对农民宣言》中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提法,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提法几乎完全相同[1]。可是重新阅读《报告》原文,并且对照《报告》当年的几个不同版本发现,《报告》虽然讲“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是贫农”,虽然讲“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虽然讲“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虽然讲“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句话在1927年公开发表时没有,毛泽东1943年在编辑《六大以前》收入《报告》时才加上的——引者注)[2]P20-21、33,但是其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相比,意思虽有相近之处,可实际的出入还是明显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27年2月16日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倒是有更近似的表述,他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3]P183与毛泽东特别强调贫农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观点相近,邓演达也曾谈过贫农问题,他说:“本党始终站在贫农的地位,在乡村是要把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组织起来,对大地主及一班乡村执政者实行乡村革命;至于中小地主可使中立,必要时得其同情。”[4]P113他又说:“我们的农运,始终是代表贫农作政治斗争的,这是国民党的农工政策的立脚点。”[4]P119他对土地问题说得更直接,“土地问题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我们很快的要实现总理(指孙中山)所说的‘土地应归于农’。”[4]P69邓演达的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有相近之意,与毛泽东的论述是相通的。但相对而言,毛泽东对贫农问题相关观点的阐述在前,邓演达的论述在后;毛泽东有过很近似的表述,起草《对农民宣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邓演达也不是简单的复述或照搬,而是有感而发,也就是有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基础,有他自己的理解和新意。

   《对农民宣言》究竟是由邓演达还是毛泽东执笔,亦或是由陈克文执笔,似乎已无从做出确切的考证。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据他们的一些相关言论,旨在说明:他们二人在农民问题上的见解是共鸣,而不是一个人左右了另一个人,都是出自他们个人的主见。

   综合起来看,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党内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邓演达作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推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深受邓演达倚重,被他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邓演达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他们二人在各自党内分别从事农运工作,二人又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农运活动,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因为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更早、更长,在第一线的实践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汉政府时期,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而邓演达还有大量其他的军政事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以往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基础上,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显得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二人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是在个人独立见解基础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识。一则是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发表过许多文章和演讲,对一些相关见解的阐述互有先后;二则是这一时期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则是武汉政府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行动都是他们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决议案等都是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制定或联名提出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广大个体农民,第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被组织起来。全国有上千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爆发出他们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大革命后期兴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高潮,既得力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在基层的发动,又受益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号召和积极推动,这是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之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备前所未有的革命彻底性的具体写照。

   学术界对邓演达和毛泽东在武汉政府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已经有比较详尽的对比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二人在携手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和探索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相同和不尽相同的特点,这主要是:

   第一,和毛泽东一样,邓演达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邓演达说:“中国农民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生,是由各代嬗递而来的。各朝代中因为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同时又无法增加生产,遂发生此问题。所以历代的农民问题都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历代之换朝都是农民暴动。”[4]P73他认为,因为以往没有给农民实际的利益——解决其土地问题,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不过是新的真命天子替代旧的真命天子,每一次农民暴动的结果,只不过是旧的锁链刚挣脱,新的锁链又锁住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都是如此。他指出,“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如果作为封建制度的剥削农民制度不把他打碎,不把他解决,那么革命简直是没有意义。”[4]P23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他得出结论:“农民问题,在政治上说是推翻封建的统治,即地主与土豪劣绅勾结军阀官僚的统治权柄,造成民主的乡村自治。在经济上说是推翻租佃制,推翻地主与其他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使土地农有,以及发展农村生产,促进工业,使帝国主义的剥削基础动摇。”[4]P125邓演达的上述思想,与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的观点,与毛泽东“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的定性,与毛泽东“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P15-17的结论,如出一辙。这是他们农民问题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正是基于他上述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由之而来的对中国革命现阶段任务的深刻认识,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刻,邓演达却能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4]P77当时,邓演达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国民党人士中独领风骚,而且也使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相形见绌。

第二,和毛泽东相近,邓演达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初步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这是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所不具备的。邓演达认为:“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工具”“只有与伟大的、运动的社会连成一气,勇猛前进,才有生命。”[4]P19-20从这种唯物史观出发,他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必要广大的群众即农民群众参加”“因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于广大农民,邓演达没有泛泛而谈,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准确的界定。他首先对农民与地主进行划分:“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自用劳力使用土地的人,所以有土地而不耕种的地主,不在此内”;进而对农民进行分析:“农民对于土地的分配,各有不同,故生活亦有差等。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因为自己的土地还是不足,故佃地主的土地来耕种;佃农,他的土地则全是从地主佃来的;及雇农,他因为不能得着资本,结果,连佃的土地尚不能佃到手,只能充当雇农,或一天一天地雇与人家工作,或一月一月地雇给人家工作,此外无人雇时,就变成无产者、失业者,这是农民生活的差等。”邓演达接着指出:“由土豪、乡绅一直到帝国主义者,造成各有系统的剥削,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能看得出来。农民外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内受军阀等的掠夺,便得着整个儿的痛苦。”[4]P72-73基于此,他主张:“农民要得到解放,一定要注意联合战线,要使佃农雇农自耕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去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4]P119不仅如此,邓演达把对各阶层农民的分析推广到对整个社会力量的分析,他认为革命的同盟者城市的工人、革命的工商业者及乡村中小买卖者,“同是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剥削的,他们也是要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所以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一部分力量。把农人、工人、革命的工商业者的利益,找出共同的地方来连成一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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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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