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2: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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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  

  

   2018年9月,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以下简称“《舞台》”)一书的简体字版出版。作为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权威学者,齐锡生的每一本著作都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是学界研究相关议题的必读之作。《舞台》一书聚焦于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可以视为《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姊妹篇。正如作者所言,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的中美关系很少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项“空白”。如何解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美关系,学界的既有认知是否正确?本书又在哪些方面有重要推进?这些都是研究抗战外交的学者希望了解的内容。

  

   在进入正式的阅读之前,大致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及方法有助于掌握全书的内容精髓。作者在序言中直言,该书写作的目的是考察中国政府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比如中国外交的目的是什么?由何人执行?是如何谈判的?美方的反应如何?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得失?该书的写作方式是:“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同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在切入问题的角度上,《舞台》选择的是“关注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和他们外交工作的质量”,并努力避免把探讨的外交人物简单分成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1]在材料的使用和选择上,《舞台》采取的方法是档案史料和个人日记并重,在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较多使用了历史当事人的日记。

  

   学界反思抗战后期的中美外交时,有一个大体结论,即“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实际上已失去美国的坚定支持,这不可不察”,“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了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2]从外交上而言,后期的离心离德是否已经在前期的交往模式中埋下种子?在更高层面思考抗战前期中美外交时,这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齐锡生曾在另一本著作中,将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概括为“剑拔弩张”,国民党失去美国朝野同情与前期的交往模式有无关联?带着上述问题意识阅读《舞台》一书,有助于理解本书的整体观点。

  

一、中国边缘化美国还是美国边缘化中国?


   检讨抗战初期的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在各自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重新检视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因应是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情形下国民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启动国防预案,调派中央军赴华北。在最初的一周内,并未向外发出调停呼吁。需要指出的是,在事变之初,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启动军事预案,是因在此之前已经制定了对日作战计划。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方面的种种迹象符合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预设条件。1936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已经拟定《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并经蒋介石审阅。该计划对日本作战企图的判断与卢沟桥事变后的日军动向相吻合。《舞台》对事变之初国民政府的行动判断是准确的,与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是一致的。

  

   在2000年之前,学界将蒋介石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政策总括为“和”与“战”的抉择,并在肯定蒋介石具有抗战决心的基础上,指出蒋在其内心仍有避免中日间发生大战的愿望。[3]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是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在蒋介石“不挑战”但也“不怕战”心态之下,国民政府确实是在做两手准备,具体的对策就是:一方面致力于全面的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则呼吁列强的调停。

  

   在最初的国民政府所准备的调停国家名单上,美、英、法、德、苏等国均在列。如果仔细梳理此时中国与英法两国关于调停卢沟桥事变的交涉过程,可以发现,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均将美国的参与视为解决中日冲突的关键。甚至在中国尚未发出呼吁调停之前,英法两国就已经主动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令驻美大使林赛(R. Lindsay)探询美方对于联合行动的态度,美方只同意“平行行动”而非联合行动。[4]法国则主动与英美两国沟通共同调停的可能性,并在事后告诉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美国的参与对于国联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卢沟桥事变后这段外交史告诉我们:美国此时被英法等国视为能够解决中日问题的决定力量。《舞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便是,为何中国不把美国视为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而是将其置于视野的边缘?转而去求一些次级重要的国家,如英法等。

  

   在理解《舞台》所提出的问题之前,还需要了解当时的国际组织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此时能够依赖的调停机制有两个,一是国联,二是《九国公约》签字国。这两个国际组织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实际维护者,从法理上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上诉国联,并未能达到目的,通过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经验并未给英法带来希望,因此英法双方均不建议中国诉诸国联。1937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备忘录,其所倚重的正是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同日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希望中日不要发动战争,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5]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在评价赫尔的这个声明时称:“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却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发怒的理由”。[6]美国的态度一方面可以解读为置身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对日本不点名的批评。

  

   国民政府此时并非不注重美国的力量,亦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在远东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关键在于美国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美国不但自身向中国表明此点,而且通过英法向中国表明了此点。在此种情形下,美国虽然是关键,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又能怎么样呢?虽然美方态度消极,但是国民政府还是最终做了一次努力,其结果就是1937年11月的布鲁塞尔会议。《舞台》强调:“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中美关系,把美国从外交视野的边缘移到中央位置,其最大动力来自中国态度的改变,认为美国具有最大潜能,能够给予中国最多的帮助去进行对日抗战。”[7]国内学界现有研究早已明确指出:“总体来看,国民政府在欧战爆发前的外交因应中,最为关注的是推动美国政策的变化和苏、英、法之间的合作进展。而美国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重点的思路,也在具体发展中逐渐清晰。”[8]

  

   可否认为:美国虽处于核心位置,但只是一个旁观的巨人,因种种原因,其注意力不在中日冲突,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引起它的关注。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此时国民政府在战略上有无一个主要的争取国?目前来看尚难以确定。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国民政府此时所倚重的是集体仲裁。不论是诉诸国联还是通过《九国公约》签字国,都是此种思路。在外交上,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是促成事件的“国际化”,“让中日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使国际社会来参与中日冲突的解决,成了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9]

  

二、 如何评判胡适作为学者型外交官的外交使命与外交成绩?


   研究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从方法论上而言,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那就是在国家战略框架之内,个人主观能动性能取得多大的突破?进而言之,驻美大使胡适是否有可能在美国的孤立政策与中立法内取得外交上的突破?对这个问题的恰当理解,可以为客观认识胡适的外交成绩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标杆。

  

   (一)胡适使美的目标

  

   《舞台》一书对胡适出任大使后的所作所为有非常全面、精彩的评论,作为一任备受争议的大使,《舞台》已经尽可能地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评价,并深入到了胡适本人的性格特质。《舞台》非常简洁地指出中国政府此时对美方朝野的认识,那就是“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国的独立”[10],并认为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缺乏领导能力,不能提高使馆效率”。

  

   作者指出:胡适在出任大使之前举办了大量的公共讲演,胡适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因为此时政府给予他的使命就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王正廷不允许胡适插手正规外交活动;尽管演讲不能立即改变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至少可以在美国人民中建立对中国的好感;但一旦担任大使之后,胡适的工作重点就必须重新调整。[11]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之后,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目标是什么?胡适有无可能完成?这个问题与胡适出使美国的使命及其对自身的定位有密切关系。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将政府希望达成的对美外交目标分为五大问题:

  

   1、欧战发生时,希望欧美在远东合作,防止英国届时对日妥协;“促请美国总统实行其隔离侵略者之政策,对日采行远距离的封锁”;“日本企图夺我主权、英法在华利益,望美勿置身事外,尤以维持上海公安局之地位及现状为要”。

  

   2、修改美国中立法。“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日本未对华实行战时封锁前,仍望美国避免施用中立法”;“日本断绝中国交通时”,请美国对日本实施军火禁运。

  

   3、最短期内争取到美国的现金或信用借款。

  

   4、军用品售日问题,希望在飞机禁售的基础上,扩大到石油、钢铁的禁售。

  

   5、随时报告美国朝野之主张及活动。[12]

  

   外交部对胡适初任大使时所提出的期望能否作为评判胡适任内成绩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外交方针允许的范围内,胡适是否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这些都可以再讨论。但毫无疑问,《舞台》对于此点的多处论述颇能启发学界思考此问题。

  

接外交部指示电文后,胡适在致孔祥熙函电中强调“鄙意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对于胡适此电亦可从客观的角度加以理解,而非单纯从消极方面去判断胡适。胡适对于外交的理解与外交部所定目标是有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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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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