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 次 更新时间:2019-04-04 22:01:56

进入专题: 清帝退位   孙中山     伍廷芳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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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辛亥南北战事相持不下,为了避免战祸延长造成国家社会的重大危机,促使清帝退位成为首要选项。在清廷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袁世凯上下其手,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他力图借权力来自清帝逊让之名,以便主导南北政府合并,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对于袁世凯的种种心计,孙中山虽然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无力回天。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在实现帝制到共和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时也留下重大隐患,后来令当事人痛心疾首当初的妥协。

   关 键 词:清帝退位  南北相争  孙中山  伍廷芳  袁世凯

  

   辛亥战事陷入僵局之际,迫使清帝退位交权,成为各方心目中快速解决纷争、以最小代价平息战事、避免国家分裂的首要选项。虽然一度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提供了清廷体面地下台阶,很快就因为唐绍仪的辞职而被搁置,双方后续的反复交涉不过是演双簧为暗箱操作退位之事障目。①可是即使在密谋曝光之后,清帝退位依然久拖不决,亲贵王公的坚决反对和袁世凯的弄权算计,使得水到渠成变得波折回澜。世纪回眸,当年各方所争都是大是大非的关键,只是那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不得不争,每每体现于表述的一字之差,例如关于清帝如何交权下台,先后使用过退位、逊位、让位、辞位、去位、致政、归政、还政等多种说法。旁观者不知就里,每每视为无谓之争,后来人雾里看花,不加深究,也容易一笔带过,甚至视而不见,或误作别解(如近年来围绕袁世凯政权法统承继问题的争议)。那些脱离材料本来时空位置的解读,往往条理越清晰,去事实真相越远。必须梳理渊源流变,洞察各种说词的本旨及转意,才能正本清源。有鉴于此,尽管尚有部分秘辛未见天日,依时序综合比勘各方记述和各类资料,明了证据的意涵,重现史事本相及其演化,无疑有助于深化辛亥革命的研究。

  

   一、另立临时政府

  

   1912年1月中旬,媒体坊间盛传清帝退位即将实现,民军方面甚至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不过,将伍廷芳致民军各方各电的内容与清廷御前会议讨论的情形比较,可见两边的判断存在明显反差。伍廷芳意指清帝退位已是水到渠成,而清方的相关磋商仍处于暗箱操作阶段,至于台面上,不仅和战尚在两可,即便求和,也还有直接退位抑或交由国民会议取决的不同选择。尤其是清帝退位,还没有提上正式议程,根本不到指日可待的程度。其间的隔阂,既存在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之间,也存在于南方与袁世凯以及袁世凯与清室之间。其中固然有沟通不畅互信不够引起的误会,也有各自目的不同而导致的争拗。袁世凯居间操弄,想方设法凭借有利地位,获取最大利益,使得退位诏书的颁布一波三折,久拖不决。

   在1月19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刚刚被炸受伤的袁世凯以疾辞,由赵秉钧、梁士诒代表。赵秉钧突然提出:“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溥伟对以“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②提议尽管未获清廷批准,却并非一时口快,袁世凯的确准备“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阁”。③可见此事筹划已久。袁世凯事先派人到天津实地勘址,具体商定以京奉铁路局为临时政府办公之所,并向道胜银行借房数十间以敷分用。④

   易地另组临时政府,在袁世凯固然是想避开亲贵的干扰,更为重要的则是处心积虑将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并列对等,使之同时消灭,大权统归于己,一方面避免将来全国性政权不得不延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尴尬,一方面也使清廷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能听命于己。媒体得到消息,“并闻明诏宣布辞政之后,即命各大臣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会,公举第一任大总统及副总统,现在之南京政府及临时总统,应即一律取消。凡涉及政治之事,均由大总统主持,清帝不得过问。俟再行召见各国务大臣,详商一切,即可决定。”⑤

   预先获悉了部分相关信息的孙中山立即敏锐地察觉出此举异乎寻常,于1月18日复电伍廷芳,表示为了民国前途,让位的手续应当慎重,并提出五项条件,前两条就是:“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⑥这封巧一电至关重要,孙中山准确预判了袁世凯的政治盘算,虽然不能不实行共和,相较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显然更愿意其权力来自清帝的逊让。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要以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的名义,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进而吞并南京政府。实际上,自袁氏拥有全权并组成责任内阁后,他就已经是政府首脑。如果其阴谋得逞,民党就无法掌控局势的走向,也无从保证袁世凯遵守民主共和的路线。如此一来,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可能前功尽弃。

   伍廷芳仔细阅读孙中山的来电,知其“但虑袁被举后,即北京设临时政府,强全国服从,则必不能收全国统一之效。故改一、二、四、五诸条,以为防闲,用意至为深远。接电后,即转达唐君。唐谓清帝退位后,北京必不即设临时政府,此层可以无虑。但全国统一之政府,必不可不迅为成立。否则,北方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而统一政府虽举袁为总统,决不能由袁一方组织。故孙公辞职、袁公被举之后,两大总统为交替起见,对于组织统一政府,必须直接筹商。唐所以屡欲孙公来沪,即为预筹统一政府办法,免致临时仓猝。……总之,清帝退位一层,若能办到,则以筹设统一政府为第一。如此事与唐、汪等商议,意见俱同。”⑦和谈代表意见相同,刚好反衬出孙中山政治嗅觉的灵敏。

   与此同时,双方关于退位条件仍然分歧较大。19日,伍廷芳致电孙中山和黄兴,报告唐绍仪送来密电称:“前途对于宫廷及皇族力以保全皇号自任,今忽改为让皇帝,此字类于谥法,又近于诙谐,皇族必大起反对。且此等称谓,直是闭门自尊,盖我辈既是民国,本无君臣,其所谓皇帝,断不至牵连到民国。”南北合一之后,保留大清虚号,可藉此操纵,使满蒙离而复合。否则无可与交涉之词。由此可见,原来在谈判桌上讨论的清帝退位条件,早已转为暗中磋商,袁世凯表面与伍廷芳进行交涉,而在实质性的清帝退位问题上,仍通过唐绍仪就近与伍廷芳接洽。⑧

   当天伍廷芳又复电孙中山、黄兴:“唐来言,清王公今日下午会议,即可决定,欲急将条件议妥。廷见无甚出入,为早定大局起见,已从权允许。总之,今日万国注目,甚望和平了结,皆谓中国不宜再有战事,而吾党所流血以求之者,只在共和。若清帝退位,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此次协议转折过多,由袁转唐,由唐转廷,由廷转致尊处,意见偶有参差,即至全盘阻滞,既易致误会,尤易坐失事机。故廷于大体无甚差池,及与尊意无大出入者,先为允许,无非欲及早定议,以便进行。汪等意见相同。”⑨所说转折过多,再次证明唐绍仪居间沟通的角色作用。而“似可从宽”的,却未必是枝节。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正是这样的大体从权导致在孙中山反复坚守的关键问题上大意失荆州。

   南北和谈,在面对面的伍廷芳和唐绍仪背后,还有袁世凯和孙中山,而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令伍廷芳左右为难,尤其是针对袁世凯见招拆招的应对之策,显然认识不一。伍廷芳虽然大体知道统一政府如何组织的极端重要,与孙中山的本意还存在不小差异。孙中山看出了其中的偏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特意致电伍廷芳转告唐绍仪,“申明巧一电之意”,即1月18日提出的对袁要约五条,明确指出:“一、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只虚名。二、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三、袁可对中外发表政见,服从共和,以为被举之地。四、临时政府不容有两,以避竞争,今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当然统一。五、袁可被举为实任大总统,不必用临时字样。如此始得民国巩固,南北一致。”⑩重点防范袁由清帝授权以及另立临时政府,以确保帝制消灭和民国巩固。

   伍廷芳将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正式电告袁世凯后,孙中山觉得兹事体大,当天连电伍廷芳,告以将对袁要约改为三条:“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着重解释道:“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请唐告前途当计及远大,毋生异议。盖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当清帝退位,民国临时政府当然统一南北,则外国必立时承认,此其期间甚短速。文之誓词以外国承认为条件,为民国践行此条件,立即退让,举袁为实任大总统,则文与袁俱不招天下之反对也。”(11)

   其次,致电黎元洪,通报关于清帝退位办法的交涉及其进展,以及对袁要约,并声明:“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请仍照前电准备。”黎元洪复电赞同。(12)

   再次,21日午后,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阁议,议决大事三条,其中之一就是“和议大定,优待清皇室条件已由伍总长开去,将来清帝退位后,将请袁世凯来南京,以就此间临时政府”。(13)据此,不准袁世凯另组政府,目的在于根本否定北方的清朝政府,而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政府,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应到南京就任。这样袁世凯与清朝的关系就会完全斩断,南京临时政府成为惟一合法的民国共和政府。

   关于清帝退位,伍廷芳等人或许过于乐观。22日收到民军正式提出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电报,袁世凯即复电表示:“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14)据此,则与清廷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磋商,更谈不上宣布退位。

   不过,袁世凯也有再度故技重施之意,他不满孙中山种种限制,而矢口否认先前双方已经谈妥之事。以袁的一贯行事风格,涉及清帝退位的大政,应无可能完全避开清廷,擅自与民党协商。实际上,21日伍廷芳就收到唐绍仪的密电力争北方政府的存废,据称:

   本拟赶促进行,初三日即可发表。今孙所开四条,多与前言不符。此事关键,所最重者,在接气与不接气。如帝已退位,而孙未退,是全国只有一南京政府,袁既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又已脱去清政府所授之政权,则手下兵队听谁调度?北方秩序谁任维持?北京驻使向谁交接?所谓不接气也。且最可虑者,是时袁则有受为南京政府部下之势,北方军士必出阻力。孙电第三条云向院辞职,则院可挽留;定期解职,则期可延缓,与春一电伍致孙电即可发表让袁一语不符,与帆电孙即日解职一语不符,与第二电孙复伍电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一语不符,又与议定降旨之日孙即行解职一语不符。北方各界,谣言阻力日益繁多,迟则大碍。总之,大劫当前,四万万人只差三十点钟便成熙皞之民,忽接孙电四款,将今日进行次第全行紊乱,此后四万万人必死一半而后已。且项城为一时人杰,岂必欲争此总统,若疑其有莽、操之志,尤不直一噱,不过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而已。(15)

   照此说法,原来满口应承的北京必不即设临时政府,变成不设临时政府又脱去清政府授权即无法掌控军队,维持秩序。而孙中山要求的由民国临时政府统一南北以及袁世凯南下就任,则因为北方军士力阻袁变成南京政府部下而决不可行。非但如此,既然袁世凯处心积虑设计的继续掌控北方政府的举措合情合理,不得不然,为防范袁世凯阴谋的要约变成出尔反尔的节外生枝,破坏清帝退位及南北统一的罪责反而落到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头上。

此电无意间披露出隐情,本来当天清帝宣布退位,之所以生变,是由于袁世凯不愿遵守三项要约,故意声称尚未与清廷商议,以便拖延时间,与民党进一步讨价还价。伍廷芳当即将电报转告孙中山,并另行致电孙中山、国务各总长和参议院长,报告原定发表清帝退位谕旨因故稍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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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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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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