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儒学与自由——一个仍然有待商讨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19-04-02 00:05:01

进入专题: 儒学   自由  

陈少明 (进入专栏)  

  

   摘要: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值得追求的思想事业。

  

   儒学与自由的关系,不是一个新问题。无论从1899年梁启超撰《自由书》开始,还是从1903年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算起,自由成为儒学以至中国文化需要面对的问题,都已经一个多世纪。一般而言,在古今嬗变、中西激荡的时代,那些力主放弃传统的激进人士,更易于突出两者的对抗性;而立足延续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则更愿意强调两者的相容性。康有为撰《大同书》,将大同理想的精义概括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1梁启超则呼吁:“‘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2这一论断如果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描述,自然不成问题,倘若是作为儒家固有理想的表达,则并非自明的原则。至少,反传统主义者便会觉得大谬不然。因此,康有为之后,儒家的现代传人中,便有为自由作积极辩护者,除梁启超外,还有张君劢、徐复观等等。时至今日,在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中,更有试图用自由改造儒学的努力。3但它仍是有待继续商讨的问题。

  

一、对立的观点

  

   儒学是一个传统,与任何文化传统一样,它包含不止一种基本价值,例如仁爱、平等甚至正义之类。自由则是来自西方的诸多基本价值中的一种,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传统,就有自由、平等、博爱。所谓基本价值,就是指它不是由其他价值推演而来,或者不以其他价值为前提。不同传统间的各种价值取向,部分会有交叉重叠的状况,有些则对立或者两不相涉。落实到儒学与自由的关系上来,存在两种常见的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两种不同态度的存在,不仅与对儒学的解释有关,更与对自由的理解有关。对自由的理解,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哲学的层次,一个是伦理或者政治的层次。前者是观念的层次,后者是经验的层次。哲学的层次,一般是从人这种存在物的特性,如有意识,包括自我意识及行为意识出发,肯定人的主体性及具有自我选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因而是自由的物种,等等。孔孟儒学中关于为仁由己、万物皆备于我或者宋儒自作主宰、知行合一、心外无物之类人生态度或思想命题,很容易被当作这种先验自由观点的证言。不仅梁启超、张君劢这样的中国学者持有这种观点,连西方学者狄百瑞(W.T.de.Bary)也乐于为此背书。4而伦理特别是政治的层次,也就是指历史或现实中中国人的自由状况,在这一层次上,如果以近代西方作参照,中国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激进主义者而言,传统社会中所有被理解为自由障碍的观念或制度,都可以或者首先被归咎于儒学。有人甚至断言,儒家连权利的概念都没有,哪还有什么自由思想可言。以此为据,自由与儒家的价值取向就是势不两立的。

  

   上述两种观点与伯林(IsaiahBerlin)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很类似。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认为,虽然自由充满歧义,但有两种重要涵义在思想史上有深刻的影响。前者强调对思想或行为自己作主的意愿,可表达为“去做……的自由”,后者则期待思想或行为被保障或不受干涉的权利,是“免于……的自由”。5依伯林的描述:“‘自由’这个字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6换成儒家术语的话,就叫自作主宰,或者为仁由己。不过,伯林认为,即使持有积极自由观点的人不反对消极自由,前者也不必然导向后者,原因在于它在政治的运用上容易变形。这种变形在思想上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唯心论对自我作二重化的区分而造成的,一是经过一种理性主义式的形上学引导所达致的。第一条思路的分析对我们的问题更有启发,因为宋明理学的心性论,正好存在把自我作二重化区分的逻辑结构,其中无论道心、人心的区分,还是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辩证,都为大我取代小我或公心超越私心提供理论依据。证之中国传统,积极自由不一定导向权利立场的论断,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7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等到近现代才让严复发现传统中自由概念的缺失,也不需要像徐复观这样的现代儒者,反复强调接纳自由特别是权利观念的必要性。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不论反传统主义者还是现代儒家,强调自由的着眼点,首先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兴趣,而是出于对经验生活中自由状态的不满。梁启超早就说过:“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8因此,在儒学中诠释出一种玄学化的自由,可以表明今天儒学已经作好接纳经验自由的思想准备,而无法证成儒学真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自由传统。

  

   反之,情形也不是某些反传统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在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社会生活,人民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权利。当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严复,把穆勒《论自由》的标题译成《群己权界论》时,已经抓住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作为问题核心的实质。陈独秀也说:“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9伯林把“消极自由”表达为“免于……的自由”,也就是某些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自由。因此,判断人们是否有经验意义的自由,应该以他们获得权利的性质及程度为根据。

  

   问题在于,权利不是单数。《世界人权宣言》条款达三十条之多,内容涵盖从生命到财产安全,从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到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在这张丰富复杂的权利清单中,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些权利的保障是其他权利存在的前提,如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二十三条(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第十七条(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等,显然比言论、集会及选举的权利更基本。因此,我们不能笼统讲自由,而是通过具体权利观察哪些方面是自由的。反观儒家传统,虽然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也没有形成抽象的权利概念,但是,从孔子适卫,期待民众能“富之、教之”,到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共乐”的思想,可以推知儒家的爱民得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条件。当然,教育没有普及、司法制度不健全也绝对是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自由,没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其实,后者才是激进主义者指摘儒家传统没有人权的真正原因。应该肯定,当代社会的人权之争的确是围绕着政治领域的问题展开的,而且只有政治权利得到保障,自由才是充分的。但是,通过批判儒家来伸张这种权利,同借助人格自由的理念来推演这种权利,虽然看起来各自目标明确,其实都是思想失焦的表现。在追求政治自由的问题上,当今的儒者或反儒者,都不必拿儒家说事。恰当的理解是,儒家传统没有个人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议题,但其价值原则并不必然抵制个人权利的发展,至少不是今日公民权利诉求的障碍。当今社会缺乏某些重要的自由权利,不是因为学界未能提供形而上的理由,而是由于现实利益结构对比的结果。

  

二、重提仁爱问题

  

   自由无须借助儒学伸张,反过来,儒学也不必依靠自由拯救。儒学有自己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仁爱。仁者爱人,所爱之人包括亲人和亲人之外的人。两者的区别在于,亲人之爱如亲慈子孝,结构上是相呼应的,但实践中这种亲情的投射则是无条件的。无条件即不是一种交易关系,不论养子还是养亲,都不能计算回报与成本。养育是尊生,实现天地之德,不是为防老的投资。孝亲是感恩,对生命传承的敬重,即便是回报也非可计量的交换。此外,对亲人之外者则要助人为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特别是对孤苦无助者要抱有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既包括“见孺子将入于井”的生命关怀,也包括为保护无辜者挺身制暴的责任,如孟子对成汤在“葛伯仇饷”中为匹夫匹妇复仇的赞赏。儒家认为伦理从爱亲开始,是人的天性使然。由此开始,人才有可能把爱推致、展现到更多的同类身上。此即亲亲、仁民与爱物的思路。

  

   那么,为何不学墨家那样讲兼爱,或者与某些宗教传统一样讲普爱,即无差别地爱一切人?更严厉的责难,则是亲疏有别会导致自私。对问题通常的回答,是从人的天性出发,赋予它超验的意义,如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以之为性善之表现。再以之为基础,在生活中培养、充实爱的情感力量,并向外投射。这可称为“天性-扩充”的解释模式。作为补充,本文提出基于“能力-责任”的解释模式。儒家强调爱是一种感情,但又不仅是感情。知行合一,真正的道德感情,必将导向道德行动。只有这样,它才不是停留在善之端,而是表现善的现实力量。既然爱是行动,而行动便有能力的要求。每个有限的人,能力都是有限的。当子贡问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算不算仁时,孔子认为岂止是仁,简直是圣,而且圣恐怕也未必做得到。当爱变成行动时,一定意义上是在履行道德责任。但是,没有人有能力履行对普天下的人的道德责任,除非神。因此,每个有限的人,只有依亲疏不同而区分责任的主次,才能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秩序。举个例,如果某个年迈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被追究责任的首先应该是其子女,而非普天下的年轻人。这个责任主次的区别,就是爱有差等的另一种理解。当然,如果爱所有的人会包括坏人,那的确不在儒家主张的范围内。

  

责任是个复杂的论题。10一般而论,说一个人具有某种责任,是指他或者某一主体应该承担某种义务,其中包括一些非做不可的行为。决定人们负有责任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社会身份,主要是职业及职务带来的行为要求;一类是在人伦关系中,由道德感情所导向的行为要求。前者基于名分,后者源于性分。前者是外在要求,如对官员、军人、医生、教师的一般行业要求及因职务不同的特殊要求。后者则是内在驱动,是对与自己相关的人,依不同的情感及情境所承担的相应义务。后者是问题的焦点。道德责任因爱而起,但在汉语中爱有不同的含义。爱亲人、爱同伴、爱同胞或同类,与爱明星、爱偶像,意义不一样。对前者有道德责任,对后者则没有,你完全可以不爱或者改变这种爱的对象。而在具有道德责任的爱中,爱亲人与爱同胞也是有区别的。爱亲人(或亲密的朋友)的责任,对象是特定的个人,是持续关爱的责任。爱同胞或同类(包括陌生人),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有行为责任。例如,意外或灾难导致其陷入危机,知情的时候提供帮助,尽力而为。如果你不是专职做慈善的人,你不会成天为有多少不在眼前的陌生人处于危难之中感到焦虑。基于道德要求的责任,倾向上是利他的。它与基于社会身份的责任不同,后者要求责任与权利匹配。而权利是利己的,虽然利己但也可合理合法,不必是自私自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少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自由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769.html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2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