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娇:反贫困的中国道路:19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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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娇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反贫困成就,其原因引起各国学者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为揭开中国反贫困成就本质,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路线等,通过将反贫困置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脉络中,挖掘背后的政治、体制和路线优势,阐明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展反贫困实践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展现破解贫困这一世界千年难题的中国道路优势。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反贫困  中国道路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反贫困成就举世瞩目,而成就背后的原因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可以梳理出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及分析范式。

   一种是将中国反贫困成功归因于政府为履行父权主义(paternalist)责任和确保政权合法性,而被动采取社会政策来应对贫困问题的结果。①另一种是将中国反贫困成就归因于贫困治理格局由传统“单中心”的政府包办向“多中心”的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转型。②第一种观点产生于国家权威分析范式。该范式意在揭示国家权威系统内国家权力与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双向运动逻辑,即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会换取社会认同,进而获得合法性③;另一方面新社会认同的形成及社会抗争会倒逼国家治理手段有效性的提升。第二种观点源自善治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蓬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网络理论的新发展,强调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并作为治理的“一极”与其他主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④。

   前者着力解释中国反贫困的政治优势,后者极力探讨中国反贫困的体制创新,虽然二者对阐释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反贫困的成功经验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存在理论缺陷,导致理论解释力不足。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家权威分析范式,抑或是善治理论,其前置性假设均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换言之,在二者的分析框架中,清晰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野与矛盾运动状态⑤。在此假设下,国家与社会利益均衡关系达成的动力源自公民社会的规模与发育水平。由此发出的社会抗争或潜在的社会抗争能量及风险,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形成两种国家反应策略。一是被动达成平衡策略,吸纳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稳固社会合法性基础⑥;二是主动寻求平衡策略,在国家的权力空间内留出可容许的一定范围,让公民社会加入其中,形成多元共治格局⑦。由此可见,这两种范式提供的是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动力传导路径。

   然而,发轫于改革开放的反贫困并非是在社会抗争或潜在风险的压力下作出的被动回应,也并非是基于成熟公民社会而做出的国家权力结构调整,而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不谋而合的结果,并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逐步展开。换言之,上述观点的理论解释力严重受限,未能揭示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成就真正的政治成因。有基于此,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抽象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路线的有机统合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展开反贫困叙事,挖掘中国反贫困成就背后的政治、体制和路线优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开展反贫困实践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阐释反贫困的中国道路。

  

   二、改革开放40年的反贫困成就与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具有强大中央整合和动员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完成了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工程。在此保障下,中国进行了“压缩式”的社会主义反贫困历程,历史地选择了“大锅饭”式的反贫困模式。这在亟待实现中国一盘散沙式社会整合的背景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为其后的反贫困实践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⑨。然而,建立在低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均贫富消解了相对贫困,但是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中国开启了以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反贫困目标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摸索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应有之义的资本市场和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应有之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契合状态,开创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成就⑩。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成就总览

   经过1949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和生育率显著提高,人口数量由建国之初的5亿多迅速上升到9亿左右,但同时中国面临“底子薄、耕地少”(11)的基本国情,贫困成为当时中国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将每人每日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折合成当时的收入进行估计,中国的国际贫困人口可能高达8.6亿,国际贫困发生率为90%左右,(12)成为世界贫困人口第一大国。然而,中国所面临的反贫困挑战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反贫困极大地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影响。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置放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并接受其考量。因此,中国只有取得比世界经济发展更快的发展速度,才能逐步缩小绝对贫困人口数量。

   由下表可见,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又一表达。在这场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中,数以亿万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在1978年至2001年之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从134元上升到2622元(13),农村贫困人口占总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1/3下降到1/20(14)。以每人每日消费支出1美元、1.25美元、2美元三种国际贫困线计算,1981-2001年期间中国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分别达到95.1%、122%、951%,(15)提前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得到国际组织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大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反贫困特点是,以经济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运用市场机制率先解决具有脱贫能力的个体脱贫。

   上表由笔者整理而成。

   伴随市场反贫困效用逐渐达至最大化,中国反贫困进入脱贫攻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继续延用依靠市场经济进行自发式和开发式扶贫的思路,难以起到反贫困的预期效果。因此,中共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进行调整酝酿,提出“和谐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着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人民的利益摆在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在距离“两个一百年”时间节点不断拉近的背景下,中国反贫困日益紧迫,进入决胜阶段。反贫困成为继承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议题。在此推动下,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重大突破,从2013年至2016年,中国减贫速度为每年1391万人(16),并将于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反贫困奇迹。横向上看,这是中国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相比最大的不同。这是因为,经济奇迹易取得,而反贫困奇迹寥寥可数,规模如此庞大的反贫困奇迹更是绝无仅有(17)。纵向上看,这体现出中国与先发展国家相比最大的优势。只有中国能用40年的时间压缩完成没有先例且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反贫困历程。其复杂之处体现在反贫困是全方位的,且要梳理出一个有破解先后次序的实践序列。该实践序列排放在预设的国家发展道路上,其留下的国家印记融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往。

   (二)改革开放40年的反贫困历程

   目前,我国学界以1985年、1993年、2000年、2013年等四个时间节点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978年-1985年的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86年-1993年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年-2000年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年-2013年的综合扶贫阶段;2013年至今的精准扶贫阶段(18)。上述阶段是基于我国反贫困策略与政策变迁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而划分的,清晰呈现出反贫困的政策演进路径,充分显示了反贫困政策技术含量的提升,有助于把握反贫困事业发展规律。但是,仅就反贫困政策变迁而论反贫困存在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将反贫困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剥离,无力阐释反贫困成就背后的中国政治优势;二是由于缺少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支撑,易形成对反贫困政策持续性和整体性的认知偏见和误区。为此,本文将中国反贫困嵌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试图解读中国反贫困成功的政治密码。

   改革开放40年,反贫困一以贯之,总体上呈现出“隐蔽的反贫困议程”和“显性的反贫困议程”并存的政策格局(19),其内蕴含两条逻辑主线,即以改革或发展之名的反贫困与以社会之名的反贫困。在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间,改革的逻辑居于主导地位,反贫困政策格局以“隐蔽的反贫困议程”为主,“显性的反贫困议程”为辅;在改革开放40年后期的近10年里,以社会之名的反贫困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反贫困政策格局以“显性的反贫困议程”为主,“隐蔽的反贫困议程”为辅;在改革开放中间的10多年间,发展的逻辑居于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向后一阶段的转型酝酿。

   1.以改革之名的反贫困阶段:1978-1991

   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是重回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质的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毛泽东指出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是摆脱贫困的可行途径,(24)并在1956年中国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0)。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具有强大中央动员和整合能力的政治体制已然稳固。在此保障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回归本质,继续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此,邓小平在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反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提,并在1978年将发展生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视为最大的政治问题。(21)与此同时,由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有力地表明,党中央的意愿与人民的意愿和诉求高度一致,改革开放应运而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次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一场反贫困战役也随之打响。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成就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红利的表现与结果。从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瓦解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2),中国体制改革呈现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运动状态,以此阐释这一时期反贫困成就的取得。

1983年,中国农村普遍建立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就经济方面而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压缩了农民农作的劳动时间。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农民释放出来的非农生产时间转化为工业生产时间,从而使得中国乡镇企业获得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化模式(23)。就社会方面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富民政策”作用下,农民农业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扩大了农民的收入来源(24)。飞速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了贫困标准的提升速度,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贫困人口规模从2.5亿缩减到1.25亿(25)。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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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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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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