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人口基本演变规律 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22-02-26 00:10:17

进入专题: 人口发展   演变规律   人口结构   生育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摘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171个国家人口发展历史看,人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与内在演变规律,传统社会人口发展呈周期性波动特征,近现代社会人口发展呈“倒U”型演变规律。不同时期人口发展水平对经济社会影响有本质差别,早期人口过快增长会导致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约束后,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又会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我国人口发展已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超前进入高收入国家具有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模拟预测显示,未来我国人口仍将呈加速少子化与老龄化趋势,但只要采取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将城乡生育率稳定在2019年的水平,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顺应人口发展基本趋势,优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可以基本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键词:人口发展  演变规律  人口结构  生育政策

  

   人口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从各国人口发展历史看,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内在演变规律。受战乱频发等因素制约,古代社会人口呈大幅度周期性波动发展。近代以来,受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程度提高影响,各国生育意愿都会发生转折性变化,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均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不同时期人口发展水平对经济社会影响有着本质差别,早期人口过快增长会导致中低收入国家陷入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约束后,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又会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人口增速均会大幅度下降,人口低增长会导致严重少子化与老龄化、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劳动力短缺和社会创新发展活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应对人口低增长是中高收入国家的共同挑战,高收入国家在鼓励生育、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我国自1971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成功控制住人口过快增长态势,并在1990年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约束,进入人口与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阶段。但与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发展趋势类似,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意愿持续下降,我国已超前于同一发展水平各国,进入与高收入国家类似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未来人口还会保持快速少子化、加速老龄化趋势,人口低速增长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大于机遇,需要采取适度鼓励生育的政策加以应对。

   一、传统社会人口发展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与近现代社会人口发展的“倒U”型演变规律

   从各国人口发展史看,人类人口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人口发展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且与朝代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和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应,传统农业社会各国人口表现出很强的周期性波动发展趋势。二是工业化时期,人口发展表现为出生率和增长率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即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传统生育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特征,工业化早期人口发展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特征,工业化中后期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均大幅下降,到后工业化时期的高收入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状态。

   (一)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发展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生产组织方式效率较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增加人力,统治者为增加赋税,通常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是高生育率。但受医疗技术水平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总体承载能力有限、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也很高,人口预期寿命较短,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且人口发展的抗风险能力较差,一旦受社会动荡、自然灾难、瘟疫等突发因素冲击,人口就会快速下降,致使人口表现出较大幅的周期性波动。

   以中国古代人口为例,受朝代更迭的战乱、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因素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呈现出大幅度周期性波动现象(如图1所示)。中国古代战乱频发,朝代更迭频繁,从夏商到民国,中国古代大约经历了23个朝代,每个王朝都是历经大规模战争建立的,每个朝代中间也有不止一次的重大战乱,战乱不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也使百姓流离失所,生育环境和养育条件极大恶化,致使人口大幅减少。战乱平息后,各王朝都高度重视人口发展问题,采取鼓励早婚多育政策以增加赋役、强兵富国。如先秦商鞅变法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汉朝采取产子免徭役的鼓励政策(班固,2017),唐朝采取鼓励婚育、惩罚晚婚政策等(郭占宁,2014),人口又会逐步增加,个别时期甚至出现部分地区人口过快增长,超出土地承载力而出现人口迁徙的现象。具体看,从有人口记录的公元前1100年(西周初年)至中华民国的三千年人口发展史看,中国古代人口经历了9次较大幅减少阶段和6次较大幅增长阶段,表现出典型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农业社会人口发展特征。从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后,我国人口规模大幅跃升,到1851年(咸丰元年)增长到4.32亿人,到1948年(民国37年)增长至4.63亿人。

   (二)近现代社会人口发展的“倒U”型演变规律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发展和国力提升主要依靠人口增加,只要包括社会稳定、收入提高在内的生育条件改善,国家和家庭都会积极生育。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早期仍延续传统农业社会的生育思想,工业化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引致社会人口发展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阶段,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各国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会趋于下降,在达到高收入阶段后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部分高收入国家会出现人口规模的绝对减少。

   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发展的“倒U”型走势是各国人口发展的共同现象。以英国为例,其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人口“倒U”型发展的早期典型。在18世纪6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引发的棉纺织业技术革新为始点,英国率先开启了现代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出现质的飞跃,提供了在农业社会难以想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资料,医疗技术快速发展,人的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英国人口发展率先进入了工业化早期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阶段。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口增长缓慢,公元1100~1500年,英国人口仅从150万~180万人增加到250万~300万人,到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50年也仅增加到1050万人,1100~1750年的人口年均增速只有0.3%;工业革命后,英国人口迅速增加,从1750年的1050万人增加到1831年的2089.4万人和1851年的2739万人(庄解忧,1986)。这一时期英国人口出生率不断提高,从1838年的30.32‰提高到1871~1875年的35.5‰;同时,死亡率也大幅下降,1848~1852年英国人口死亡率降到22.6‰,远低于同期法国23.5‰和德国27‰的水平;人口增长率从1750~1831年的年均0.85%,提高到1878~1882年的1.41%(陈利今,1994)。总体看,英国人口增长率和出生率在1876年前后达到“倒U”型发展的峰值(如图2所示),此后趋于下降(B.R.米切尔,2002)。

   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人口快速增长,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98年提出了关于人口发展的“马尔萨斯陷阱”,即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数级数增长,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条件改善会引致人口增加,人口增长最终会超越土地资源的生活资料承载力,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会再度下降到原来的低水平。但工业革命中后期,英国人口与社会发展最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约束,1876年后英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1894年后降到30‰以下,到1960年已降为17.5‰,1973年进一步降到13.9‰。在出生率下降的同时,死亡率也不断下降,从1871~1875年的22‰持续下降到1973年的11.9‰,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878~1882年的1.41%降为1973年的0.19%。即1880年后,英国人口发展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均持续下降的阶段。

   1973年是英国人口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此后人口进入了高收入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数)从1960年的2.69人降到1973年的2.04人,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维持人口平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水平)2.1人以下,到2019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到1.65人。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出生率也不断下降,从1973年的13.9‰降到2019年的10.7‰。同期死亡率保持小幅下降趋势,从1973年的11.9‰降到2019年的9‰。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必然导致人口低增长,在净移民规模逐步增加的加持下,人口规模才得以维持低速增长。英国净移民规模从1972年的10.6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30.3万人,人口规模仅从1972年的5608.6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6683.6万人,其中1975~1977年和1982年出现减少。

   二、现代社会各国人口增长率的“倒U”型演变

   现代社会人口“倒U”型发展是各国的共同现象,只是受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不同的影响,各国达到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峰值的时间不同。我们梳理了1960年来统计数据较完整的171个国家(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情况,按照2019年收入分组标准,将除中国外的170个国家(地区)分为低收入(22个)、中等偏下收入(48个)、中等偏上收入(不包括中国在内48个)、高收入(52个)4组,以各国人口占比为权重,计算得到各收入组不变价人均GDP(2010年美元价格)、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指标。从人口发展情况看,各国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长率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呈明显的“倒U”型发展态势。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分别在1993年和1983年达到人口增长率“倒U”型发展的峰值,目前处于较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较快人口增长状态。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在1963年即达到峰值,1991年后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高收入国家在1974年后就进入增长率低于1%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我国人口增长率在1966年达到峰值,1971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增长率持续大幅下降,1997年后超前进入人口增长率低于1%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2002年后人口增长率降到高收入国家增长率水平之下。

   (一)全球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低人口增长率阶段

   二战后,各国人口生育进入快速提升期,全球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在1963年达到36.06‰和2.08%的峰值(如图3所示)。1963年以后,各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均进入持续下降状态,分别从1963年的36.06‰、13.74‰和2.08%,下降到2019年的17.9‰、7.53‰和1.07%。全球人口发展已从1960年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状态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状态。

(二)各国总和生育率先后进入持续下降状态,我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低于同一发展水平下其他国家水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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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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