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捷:“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19-03-04 23: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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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捷  

   内容提要: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现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关 键 词:先秦  儒家  天命观  德命  时命

  

   对孔子的思想来说,天命观是理解、把握其核心要义必不可缺的一环。然而近代以来,学界对“天”的诠释普遍存在问题:学者通常习惯于分割“天”的不同意涵,将其分疏为数个不同面向,其中冯友兰先生的做法最为典型,认为“天有五义”,包括“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①此后大量学者沿用这一范式。②这一分类法渊源有自,③它固然有助于人们理解“天”概念的多重内涵,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其划分未必恰当。如“物质之天”与“自然之天”如何区别?“主宰之天”与“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又可否分为两截?其次,以此理路将不同对象的观点界定为其中某一个意涵过于简单、武断,而将同一个对象的观念分为几个面向又难免割裂其统一性,有离析之虞。最后,容易忽视其前后变化。

   以孔子思想中的“天”的概念为例,学界通常将其解读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与义理之天,但正如赵法生先生所说:“仅仅机械地将孔子的天解剖为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和主宰之天而忽视其内在的统一性,则会导致对于孔子天的观念的人为肢解,孔子信仰的真精神则会在这种肢解的过程中遗失殆尽。”④此外,学者通常缺乏对孔子天命观的“历时性”分析。事实上,孔子天命观的前后变化相当明显。在孔子身后,儒家天命观更是产生一巨大变化:对儒家后学而言,孔子自身的“德命不一”使得传统天命观面临重大挑战,而这也是儒家天命观从“德命观”转向“时命观”的重要契机。因而本文将孔子思想中的“天”作为一整体对待,进而动态分析孔子天命观的前后转变及其对之后儒家天命观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孔子思想中“天”的意涵

  

   孔子意象中的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决定文明兴衰。孔子拘于匡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可见孔子认为道之或行或废取决于天命,而非公伯寮所能为。基于对天命的确证,孔子认为周文必能存续,而他本人则担当着传承斯文的重任,因而即便在危急关头犹能处之泰然。晚年又对于颜渊早夭,痛入心扉,接连悲叹“天丧予”(《论语·先进》),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师徒情深,另一方面则是因对颜渊寄予厚望,认为其可以接续衣钵,光大斯文。斯人已去,则斯文不载,此乃天命使然。

   二是赋予人以德性,同时也决定着人的生死寿夭与人生遭际。离开人这一承载者,文明兴衰与政权更迭就会落于空处,因而肯定天对文明与政权的决定权的同时,天对人的德性与智慧的安顿乃至对人事的安排就成了其题中自有之意。《史记》载,孔子赴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桓魋欲杀孔子,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自认为其德乃天之所予,这是因为上天赋予其济世泽民之重任,定不会任其遭厄身亡。当吴太宰问子贡孔子“何其多能”时,子贡认为正是“天”使孔子成为圣者,且多能多艺。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虽然他未曾明言其闻之于谁,但是观墨子对儒家“执有命”的批判来看,儒家普遍认为死生有命,所以他很可能是闻之于孔子。伯牛身染重疾,孔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可见,人之命在天。另外,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显然,人世遭际亦决之于天。

   三是决定“时”,合而言之则为“天时”,其表现为四时交替与时势更迭。《论语·阳货》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⑤天虽然不言,但是四时更替与万物生长莫不是天的力量之作用与显现,因而“孔子的意思是说,天尽管无言,然四时运行,万物生化,各得其所,正表明天意之神妙莫测。”⑥“时”的另一内涵是为“时势”。阳货以“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论语·阳货》)邀约孔子共谋大事,而孔子承诺“吾将仕矣”,可见孔子对时势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认为当下时不可失。《论语·尧曰》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在孔子看来,舜之所以能够继位源自天命,是因为上天所决定的“历数”亦即“时势”临于其身。

   总而言之,孔子的天是宇宙主宰之天,具有明显的人格神特征,是文明兴衰、个人德性与人生际遇以及自然更化的终极原因,这几个方面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天欲文明勃兴,则赋予某些人以德性,时势也将对其有利;反之亦然。此外,天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自商代以来,“天”“奖善惩恶”的性质相当突出,“顺天”就必须戒慎修德,如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神福仁而祸淫”(《左传·成公五年》)、“天道赏善而罚淫”(《国语·周语中》)等。《论语》中“德由天生”、“木铎”以及“天纵之圣”等说法表明当时人普遍笃信天的道德意志。人对于有意志、有道德属性的“天”应持如下态度:

   首先,人对天要有敬畏之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朱熹认为,对大人以及圣人之言的敬畏皆基于对天命的敬畏,因为大人以及圣人之言乃天命之具体表现,他说:“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不知天命,故不识义理,而无所忌惮如此。”⑦孔子又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意为祷告并不能释罪。其赌咒发誓,也每指天而言,“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在天的观照下,人应诚心而行,勿自欺,更勿欺天。

   其次,人应以德配天,下学上达。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此以人之修养动力言,盖因其认为具有善良意志的天亦欲人之修德为善,因而只有体察天心方能孜孜不倦、不懈进益,并且最终求得与天合德,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下学的基本内容就是修德、践德,如此才能上达天命,这是孔子与史巫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马王堆帛书《要》篇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即认为可以通过德行、仁义以致其福。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孔子为何对天道讳莫如深,司马迁认为:“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史记·外戚世家》)因而此处表达的应该是孔子对天命的两难态度:承认天命的主宰性与道德性固然是人修德行善的动力与保障,但它的消极意义也不容忽视——容易使人怠惰待命。正如后来墨子对儒家所批评的那样:“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墨子·非儒下》)这种命定论的主张将使人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否定主张努力,过于抬高天命对人事的涵摄将使得人的独立意志与存在意义受到遮蔽乃至湮没,是以孔子着力倡言人的能动作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何相当关注甚至了解天命,但却罕言性与天道。⑧

  

   二、孔子天命观所面临的挑战

  

   传统天命观认为,圣人有明德或有大功于人类者,必得福报,若不能体现于己身或当世,则必当兑现于后世子孙,如谓“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左传·昭公七年》)、“盛德必百世祀”(《左传·昭公八年》)。《左传·桓公二年》载,臧哀伯曾对鲁桓公“谏之以德”,周内史认为“臧孙达其有后于鲁”。另据《国语·周语下》载,单靖公积德行善,晋叔向预言单氏必当得天福佑:“若能类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则单子必当之矣”,“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可见这一观念在春秋末期蔚为盛行,而孔子及其同时之世人则对此深信不疑。

   《左传·昭公七年》载,鲁国权臣孟僖子引用臧孙纥之言并且认为“将有达者曰孔丘”,即认为孔子当受其先祖福荫而为受命或应运而生之“圣人”。时人也认为“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言下之意,天将命孔子“施政教”、“制作法度”以号令天下。皇侃疏:“云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者,言今道将兴,故用孔子为木铎以宣令之。”⑨朱子之意与此大致相同:“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言乱极当治,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见夫子而遽以是称之,其所得于观感之间者深矣。”⑩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孔子才能在厄难来临时安之若素。(11)他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但又宣称“天生德于予”,也未明确否认子贡“固天纵之将圣”之说法。(12)《论语·阳货》载,面对公山弗扰的招揽,孔子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认为自己若能得到重用,必能于东方复兴“周道”。即便以费邑之微末,也可以有所作为,可见孔子之自信非常人所能及,若非以天命自任,岂能如此?阳货相邀,说之以“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论语·阳货》),孔子为其所打动,承诺“吾将仕矣”。从中亦可见,孔子对于天之所命“当仁不让”,认为周道“礼崩乐坏”久矣,此正圣人奋起救世之时,因而应努力抓住一切机会,希冀由此复兴周道。(13)

孔子坚称“大德必受命”,相信“德命一致”,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必”字明确指出“德”、“命”必然一致,即有德必有位。大体而言,受命之“圣人”当如尧舜禹汤般有德有位、建立不世功勋的君王,(14)然而观孔子毕生行迹,除了开教授徒、整饬经籍外,其在政治上只有短暂的从政经历,殊无其他不世功勋。因而至其晚年,弟子对天命已然开始生疑。绝粮于陈之时,“从者病,莫能兴”,于是子路质问道:“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细究师徒二人应对之情境可以发现:“从者病”,其所谓“病”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打击,是以生发出对于天命之拷问,因为在子路等弟子看来(甚至孔子本身也是如此),有德之君子不当“穷”,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正处于“穷”的境况之中。而“君子固穷”之答却殊非子路之所问,显然孔子是在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表明其无法直面子路的问题,对天命的信念已不再如前般坚定。此后他越发怀疑起自身受天命之说,感叹天不与我,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至西狩见麟,慨叹“吾道穷矣”(《史记·孔子世家》)。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颖达疏云:“夫圣人行教,既须得德位兼立,若不为人主,则必为佐相。圣而君相者,周公是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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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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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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