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双重中国,以更加开放谋求世界资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9-03-01 09: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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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  

  

   今天谈新时代大国外交,我们先要界定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大国外交,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外交决策。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转型期国家;是强国,也是弱国。身份决定利益,两者时常是矛盾的,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权,但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又要注重节能减排。

  

   美国的大国外交

  

   和中国比较相近的大国之一是美国。历史上,美国外交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弱国时期外交:孤立主义为主的门户开放,拓展贸易,避免战争

   从1776年美国建国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的近100年属于弱国时期外交。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第一,坚持实行孤立主义。不是闭关自守而是贸易利国,但避免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纷争,进而损害国家利益。第二,尽可能地“搭便车”。美国充分利用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上积极开展贸易,最大限度谋求扩大美国的利益和影响。第三,积极推动门户开放。既对其他国家开放,也要求他国开放,放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限制,要求“利益均沾”。该时期也是美国领土大幅扩张阶段。

   从政策效果看,美国当时的外交比较成功,不仅取得了经济利益,也避免陷入与他国的战争。

   转型时期外交:“搭便车”实现经贸利益,有限投入维护自身安全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是美国崛起时期,外交上属于转型时期。这一阶段,美国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GDP)在1872年超过了英国,1910年超过了英德总和。当时的美国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继续坚持孤立主义为主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继续利用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通过“搭便车”方式谋求自身利益。美国分别在1917年一战即将结束之时,二战开始4年后的1941年,才被迫参与战争。在两次大战的前期,美国始终关注自身的经贸利益,在道义上积累软实力。第三,该时期的后期,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参与和维护国际秩序谋求自身利益,例如,在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推动建立国际联盟。

   这时段的政策效果非常好,一是在崛起过程中避免了与英国发生对抗和战争,二是通过有限投入维护了自身安全,三是通过“搭便车”有效地实现了经贸利益,四是通过“威尔逊主义”为美国未来引领世界奠定理念和政治基础。

   强国时期外交:拥抱国际主义,经济获利巨大,保持霸权地位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17年特朗普执政前是崛起后的强国外交。这一时期的特点: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拥抱国际主义——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历史上帝国或者大国的衰落都不是被崛起国家打败所造成,而是被过高的维护国际秩序成本给拖垮的。为了避免这样悲剧,美国设想以最小的成本来维护国际秩序。具体做了四件事情:一是维持和加强二战期间形成的军事同盟体系。二是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三是和一些国家建立各种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三种做法,使这些国家运用自身的资源帮助美国维护国际秩序,同时美国也承担了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是第四件事。可以说,信誉是支撑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关键因素。

   这一时期的外交也比较成功,一是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在国际经贸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三是扩大和保持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四是保持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和竞争力。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份额高达30%左右。在世界经历了冷战、高科技革命、全球化、欧洲衰弱、中国崛起之后,美国经济目前依然占额25%左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实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时期成功的大国外交。

  

   中国的大国外交

  

   从国家身份类别的角度看,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经历了两个时期:弱国外交时期和转型中国家的外交时期。

   弱国时期外交:从敌对到合作,从闭关自守到融入式崛起

   中国弱国外交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意识到国家落后,被迫开放。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北洋时期曾经实行西方民主制,但未成功。外交上一度采取以夷制夷、洋务运动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有文章记载清政府曾三次请求美国帮助维护其在东北的权益,来抵制日俄对中国的侵略,但均未成功。中国也试图全面接受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例如,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这段时间的外交效果不好,当然,那时也没有强国认为中国是威胁。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这段时间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建立了一个统一高效的政府,解决了国内分裂和内乱问题,并且有效地维护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与苏联分裂后开始闭关自守,此外,不认同甚至宣称要推翻现存的西方国际秩序;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外交上,先是非常务实。尽管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但是1950年代中期,做了很大的努力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后来中国的外交环境陷入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陷入非常危险的处境;然后再转向务实,缓和中美关系。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上,不同时间态度不同。这个时期的外交效果不好,突出地表现在尽管国家实力不强,但却被世界主要强国认为是威胁,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此时中国继续保持独立自主和高效强大的政府,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资源来发展自身。对外在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通过融入和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而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务实行事,量力而行。

   从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外交很成功。国家综合实力急剧上升,上升速度超乎想象。同时,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安全环境实现了近代史上的最佳——既没有强大的敌国,也没有外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风险。

   转型时期的外交:在挑战中发挥大国作用

   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气势宏大,影响深远。外交上奋发有为:开展主场外交、建亚投行、倡议“一带一路”、强化海上维权、提出“命运共同体”;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展现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气派;可以说,外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忧患也在增加,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不少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表示担忧。

   挑战不断增加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矛盾凸显,其他国家想知道中国未来会做什么?而此时的中国自己也在思考和探索。因此,国际社会就开始从最坏的角度加以揣测。

   二是崛起中的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保持中国特色的矛盾突出。一方面,中国一直在与外部世界相融合。我们是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还加入了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机制。另一方面,我们长期形成的独特的治理方式与发达国家的治理方式还不兼容等等。

   三是崛起中的中国“搭便车”和“开车”矛盾凸显。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搭便车”越来越难,于是越来越多地需要“开车”——以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何适时调整心态和做法也是新时期处理好对外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四是崛起中的中国自身能力和内外期待差距在扩大。由于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心态调整与能力提升都跟不上。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出现恶性互动的概率大幅增加。总之,转型时期的中国外交,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增加,另一方面,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在增加,如何化解上述的问题和挑战,将成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

  

   中国如何应对当前挑战?

  

   中国作为大国该如何处理当前的对外关系?从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开展好大国外交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对外政策中需要平衡好自己身份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此带来的困扰。比如在气候问题上需要平衡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达国家的节能减排需要,两者兼顾,对外更好地解释我国政策的缘由,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随着经济体量持续增长,中国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朝核问题、网络安全秩序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合作开发太空空间问题等,中国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

   第四,作为越来越多地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国,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好他国资源,从而以最小的成本维护国际秩序。在所有国家中,美国资源最多。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我们利用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展自己,这里面包含了美国资源;往后中国强大了,仍需要把美国的资源用好;未来中国成为了世界主要强国,也需要利用。如果不能用好美国资源,那么我们的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就会显著增加。

   第五,作为利益边疆不断扩展的大国,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应当审慎处理领土边界争议问题,并通过不断扩大自身开放谋求世界对中国的开放,使我们更有效地使用各国资源,以相互开放的形式拥有这个世界。历史上,很多大国都是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利益,美国崛起时改变了这一做法,它主张门户开放并通过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世界。过去这些年,中国通过推动与他国相互开放,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这个世界,比如通过贸易使用他国的资源,通过聘用他国人员使用他国的人才,还通过旅游把其他国家的景点变成我们的后花园。这种新的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拥有世界的方法不同于、也优于20世纪前的对外武力扩张。

   第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加强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智库建设,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既符合中国利益,又符合他国利益的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的方案来。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作为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在外交上应该更加低调务实,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世界对我们崛起的焦虑,增加他们与我们合作的意愿,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经营和延长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和平崛起创造更好的条件,无论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为世界的繁荣昌盛做贡献,做到这点都非常重要。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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