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山穷水尽”还是“柳暗花明”?再议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22-05-09 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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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 (进入专栏)  

  

   【摘要】近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许多人担心中美两国会走向对抗甚至战争。本文认为,尽管在气候变暖、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合作抗疫等问题方面,中美可以开展合作,但以下五个因素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一是“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尽管这个说法本身存在较大问题,但中美两国都有不少人相信,因此,两国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冲突会继续发酵;二是体制和价值观差异效应,美国原来的对华接触派对中国政治没有向他们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有了强烈的挫折感。中美体制上的差异效应仍有扩大的趋势,这增加了两国务实处理两国关系的难度;三是特朗普效应,特朗普认为建制派没有维护好美国的利益,主张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挽回美国经济损失。特朗普虽然离任,但其政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还在延续,包括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科技脱钩和关税问题;四是美国国内政治效应,在野党候选人当选,大概率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的冲击。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强硬的共识以及美国执政党在国会的微弱优势决定了拜登要想在国内做成事,都需要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维持强硬态度;五是中美双方负面互动效应。这一轮互动始于奥巴马执政后期,现在仍在继续。基于上述判断,短期内中美关系改善的空间将会有限,关系出现转折并走向接触与合作为主态势的可能性不大。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众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有着众多共同而且重要的利益,并且中美对抗的代价巨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在一些问题上加强合作可以期待。

   【关键词】中美关系;对抗;合作;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到底是“山穷水尽”还是“柳暗花明”?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在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拜登上台后,不少人曾对他抱有期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治下的中美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稳定,反而继续恶化。短短几年,中美两国关系从奥巴马时期两国争论到底如何界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特朗普时期两国经济上相互制裁、外交上激烈争辩和军事上走向摩擦,到现在不少人认为两国有可能走向战争,拜登也觉得有必要与中国领导人商量如何给两国关系设置“护栏”,避免因意外导致两国军事对抗和战争。

   如何评估目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

   一、如何评估当前的中美关系?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几年前,很多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中美会不会走向冷战”?当时作者的判断是不会。理由很简单,美苏冷战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美国在全球推行美式自由民主,苏联则是对外倡导苏式社会主义,相互排斥,相互较量;二是军事上的全面对抗。美苏针对对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和运作,包括建立对立的军事同盟组织,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在他国打代理人战争,并大搞军备竞赛;三是经济上相互隔绝。美苏两国之间不仅经济上联系很少,而且还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经济体系,即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和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根据上述标准分析,中美关系进入冷战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中美间不存在意识形态竞争。所谓竞争,应该是双向的,但中美之间一直是美国在对外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试图向中国输出。中国则一直坚持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强调各国应该根据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必遵循别人提供的模式。所以,双方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开展竞争,激烈竞争更不存在;其次,两国间军事上也没有出现全面对抗。虽然中美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有些军事上的对峙和摩擦,但中国并没有在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针对美国进行战略布局并开展军事对抗,也没有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最后,中美两国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脱钩的可能性不大。经过多年交往,两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双边贸易额极大,而且双向投资量也很大。此外,双方都在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上有着重要的利益。在此背景下,两国经济脱钩代价极大,如果双方理性处理经贸关系,很难想象它们会选择这样做。

   由于这一轮中美关系的急剧下滑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发生的,而且特朗普本人非正常处理对外关系的做法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冲击,所以,在不少人看来,特朗普是中美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在上次总统选举中当选使得不少人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持有一定期待。在官方层面,拜登当选后,中国政府也曾通过不同方式向美方表达希望与拜登政府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合作为主的正轨上来。2月2日,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举行视频对话时的讲话中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同时我们将继续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顺应两国民意和历史潮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强硬风格,而且还强化了意识形态竞争的做法,包括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更加积极地在国际上搞反华联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挑战中国主权的做法,以上种种再次引发两国间的恶性互动。在拜登执政一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还在持续恶化,在台湾问题上两国甚至走在了军事冲突的边缘。现在的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竞争愈益激烈,军事对抗也在出现,尽管经贸关系依然密切,但科技脱钩和经贸脱钩的趋势也在继续。如果说新冷战还没有完全到来,但如不下更大的力气加以阻挡,似乎已经不太遥远。

   二、为什么两国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中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修昔底德陷阱”效应

   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Allison)2015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后,这个概念在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引起共鸣并被反复提及。其实,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就有不少人提出类似看法,无论是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等人提出的国家间权力转移理论,还是米尔斯海默(JohnMeresheimer)阐释的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表述的都是早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回顾雅典和斯巴达两国战争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假定,那就是大国崛起势必改变相关国家之间力量平衡和心态变化,从而引发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战争。

   虽然该假定逻辑缜密,而且似乎被埃利森所作的历史案例研究证实,但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分析和历史的检验。比如说,历史上,不是所有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都爆发了军事对抗和战争,一战前崛起的美国就没有跟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之间爆发战争,事实上,英国政府档案馆早已开放,人们也没有看到英国有什么遏制美国的战略。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再次崛起也没有导致它们跟当时的世界霸主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再比如,与守成国家发生战争的那些崛起国家中,也未必是最强大的崛起国家,如一战前的德国的综合实力就远远落后于美国。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事实本身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中美双方和世界上都有很多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在他们看来,米尔斯海默是对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绕不开的,它是个无法逃避的历史规律。按照这个看法,作为崛起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守成国家的美国之间必然对抗,甚至必有一战。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能做的只能是放弃幻想、冷静面对和坚决斗争,并为最后的较量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在上述看法的影响下,中美两国国内阴谋论和威胁论盛行。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甚至战争只是时间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对方国家的任何说法和做法,哪怕对方表明是善意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增强自己,削弱对方,为双方最后的较量做好必要和充足的准备。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加快进行,美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对中国的担心不断上升,这种担心随之转化为负面解读和夸大中国言行的说法和做法。如在他们看来,中国军费的增加代表了中国武力对外扩张能力的提高,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维权活动的升级意味着中国武力对外扩张,美国前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美国从西太平洋挤出去” 和阻止美国“给它的盟国提供援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循地缘政治思路进行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和影响力的具体操作。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积极推动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包括渲染“中国威胁”,派飞机军舰到南海搞所谓“公海航行自由巡航”,污蔑“一带一路”倡议为债务陷阱,无端指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为新殖民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其他国家联手遏制中国。面对美国政府的挑衅,中国政府进行了严厉驳斥,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一是继续稳步推进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二是加大在东海和南海的维权力度;三是加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四是加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五是反对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针对中国的做法,美国进一步加大了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力度;而对美国的强权政治行径,中国在坚持对话和合作的同时也加大了反制和反击的力度。h双方的上述互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

   (二)价值观和体制差异效应

   中美两国倡导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部分地由于中国国力较弱,部分地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强调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所以,当时美国对中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虽然不满意,但也并不那么上心,更谈不上担心。

   但是,近些年这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原来那些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士发现,中国在政治上和价值认同上没有向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认为可以通过加强与中国接触使中国接受和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并逐渐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但事与愿违,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他们中多数人发现中国虽然崛起了,但在价值观认同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并没有朝他们期待的方向改变,反而是渐行渐远。当然,也有少数专家和学者不认同上述看法。于是,他们感到很失落、很担心。失落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前期支持或直接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结果和预期相反;担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在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的中国,她的强大对他们引以自豪的“自由民主”正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他们中许多人开始认为美国应该面对现实,放弃接触政策,并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以防范和阻止中国的强大。

2020年7月24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他刻意利用接触派对中国价值观问题上的担心来佐证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必要性。他说,“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开启了我们的接触战略。他寻求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安全的世界,希望中国共产党会对那个承诺做出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决策者假定,随着中国变得更为繁荣,它会开放,对内会变得更为自由,而且对外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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