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0: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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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 (进入专栏)  

  

   编辑手记:于滨老师重新审看了在本期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文稿,并且修改了文章题目和部分内容,特此重新发布修改后的论文版本。

  

   本文主要观点是: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以下正文————

  

引言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手缔造和引领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如今乱象丛生,危机四伏,“终结”之声不绝于耳。[1]由英国脱欧、特朗普主义异军突起所引发的这场“终结论”(endism)的2.0版,[2]到底是切中要害,还是西方学界的过度渲染,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西方认定俄罗斯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3]在政策领域,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俄都正式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因为它们“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4]在以往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或俄罗斯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情况并不少见。然而,2017年的版本多次将中俄两国“绑定”,对二者之警惕程度甚至超过对朝鲜、伊斯兰国(ISIS)和叙利亚等所谓的“流氓国家”。[5]

  

   冷战结束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西方都踌躇满志,甚至不可一世,但为何又会急速滑向悲观主义,甚至难以自拔?[6]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从何而来?其“秩序”到底多规范?又是在对谁而言?其盛衰兴废的主要原因在哪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这一秩序对中俄两国意味着什么?冷战结束后中国稳步崛起,俄罗斯却国道中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运,为何同属于“修正”势力?两国对现存国际秩序及其治理(governance)问题上的政策有何相似与不同?如果说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唯一赢家,中国“修正”以致“破坏”这一秩序的动机何在?

  

   本文将分三个步骤讨论上述问题。首先概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文献,并据此提出以下论点:“自由国际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这一建构不仅限制了美国的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内在定力,同时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示范效应。本文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中俄在后冷战时期与“自由国际秩序”交往与互动的轨迹,以及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尽管如此,中俄两国都不同程度地与“自由国际秩序”接轨。最后,本文聚焦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认为恰恰是美国和西方本身的种种行为,直接间接导致了“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历史轨迹。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陷阱”

  

   在当前有关“自由国际秩序”的话语中,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理论流派,其中主要的论争是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学派之间。[7]首先,自由派内部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争论不已。前者声称“自由国际秩序”已寿终正寝,要么是因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所为,要么是毁于西方反建制势力之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或两者皆而有之。[8]对此,自由派内部相对乐观派则认为,美国所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尽管困难重重,但仍有“回天之力”(resilient)。[9]

  

   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派质疑自由派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涵盖范围及其“乐善好施”的本质。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谈到21世纪自由国际秩序“衰落”(fading)时就说过,“自由国际秩序”“既不自由自在,又非一统天下,鲜有秩序井然”(neither liberal nor worldwide nororderly)。[10]自由派“臆想”中的所谓仁慈的(benevolent)“自由国际秩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充满“暴力、胁迫和妥协”的战后外交史。[11]对此,艾利森(Graham Allison)写道,“早在特朗普之前,(西方)政治精英就已名声扫地,他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战争没完没了,毫无建树,还引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他们一错再错,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自由派执政的信心;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批评者们对他口诛笔伐,不留情面,但比起那些政治精英们的诸多错误,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还是小巫见大巫,除非他犯下导致灾难性战争的错误。因此,对于信奉民主治理的美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重建一个在国内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12]

  

   现实主义者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评既淋漓尽致,也不留情面,而且持这种批评立场的人对历史也有相当的敏感度。尽管如此,他们仍面临着第三批学者的挑战,这些学者对自由派有关国际秩序的话语、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的论证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学者似乎陷入了一种对任何新兴国家的固有的敌意之中而不可自拔,在现实主义看来,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会破坏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不管他们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国家。比如,康灿雄(David Kang)就认为,当前现实主义者对于“修昔底德陷阱”[13]的迷恋至少在东亚地区是无的放矢,因为在东亚近代史中,正是由于中国的衰落而非崛起,实际上导致了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期间在亚洲的无数场战争。[14]相反,在19世纪西方介入之前,传统的东亚地区体系非常稳定,中国很少向邻国派遣军队(仅有两次),而且也是应当地统治者之邀而出兵。[15]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当前权力转移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阐释[16],但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是它对西方权力和平转移的历史案例进行了有偏见的抽样,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非西方国家的案例(例如,中国最近在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方面超过日本,但并未引发战争)。然而,对于史蒂夫·陈(Steve Chan)等人来说,当前“陷阱”论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权力转移理论本来是将国际秩序与现有的国家间实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概念分开解释的,而西方现实主义论者今天却有意无意混淆二者之界限,从而歪曲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本意。因此,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论者都坚信,霸权国不能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任何对现任霸权国的行为都是企图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然而对美中两国行为的系统比较却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遵守规范性原则、国际协议和世界机构的投票行为这三大类问题上,美国比正在崛起的中国更具修正主义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诸如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之类具有倾向性的标签……往往成了为了进行政治说教和先声夺人而设立的话语语境,往往与相关国家的言论和行为无关。”[17]

  

二、冷战“长和平”与自由国际秩序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自由国际秩序”问题上唇枪舌战,为人瞩目。但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仍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阐释。这一秩序自1945年创建以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布雷顿森林阶段(1945-1989年)。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类似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具有毁灭性的系统性战争不再发生。[18]而它的“经济开放、多边机构、安全合作和民主团结”等特质,在冷战期间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盟友的。

  

   民主推进阶段(1989-1999年)。始于冷战末期,主要影响范围是在后苏联空间。它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苏联集团的各个国家完成自由化。[19]

  

   21世纪的全球化阶段。该阶段包括三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篮子”,即贸易自由化(WTO、IMF、WB、20国集团等)、政治安全(北约、欧盟)、正义和权利,也开始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20]

  

   虽然“自由国际秩序”在早期阶段充其量只是一个局部体系[21],但西方几乎无人愿意并且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两极世界秩序中,西方这一部分的存在、持续和发展本身,是通过与在20世纪下半叶与之对抗的“另类对手”(other)的互动过程而成型的,而且西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加强。[22]与此相对应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祸连连,导致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几乎完全毁灭,而且在25年内毁灭两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更广泛的历史和体系意义上,冷战确实是一种“长和平”[23],使得“自由国际秩序”在布雷顿森林阶段得以运行、巩固,并稳步成长。

  

   (一)两极时代,“好景”不在

  

   毫无疑问,冷战是高度军事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零和式竞争,有时也呈剑拔弩张之势。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前苏联),都致力于将世界其他地区塑造成自己理想的政治体制;他们都不接受灰色地带,也不接受第三条道路;双方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世界;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有限主权”论,并以此对其他国家施行“政权更迭”;二者合力,把整个世界拖入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境地,以致数百万人死于西方之外的有限战争(如朝鲜、越南和阿富汗等)。

  

尽管冷战的惨痛经历不堪回首,但两大集团(美国和苏联)却避免了直接冲突的发生,这一历史事实尤其值得后人注意。在冷战这个相对简单和可预测的两极体系中,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受到很多显性和隐性“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包括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军备控制的透明化,以及核武器仅作为终极手段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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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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