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再谈读前有感和读后无感:对王路先生回应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2: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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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摘要]王路先生用《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一文来“回应”笔者对他的批评是文不对题,只是想制造翻译上的热点,并没有给他否定《句读》方式提供任何新的根据,倒是再次暴露出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既缺少对康德哲学的基本知识,也缺乏一般的逻辑常识。吊诡的是,他就用这种随处违背逻辑常识的方式来捍卫形式逻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把康德打扮成一个和他一样的形式逻辑的迷恋者,而没有发觉康德批评的正是他这种逻辑学家。

  

   [关键词]反证法;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先验逻辑;逻辑常识

  

   继我回应王路的文章《读后无感还是读前有感》(载《河北学刊》2018年1期)之后,又读到王路先生对我的回应的回应《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载《河北学刊》2018年2期,以下简称《王文2》)。初看标题,觉得似乎没有很大必要再回应了,因为话题已经转到了王路先生自己多年耿耿于怀而我却不大感兴趣的问题,虽然王先生最初的发难文章(以下简称《王文1》中近三分之一都对此大加发挥,却并不是我上次回应文章的重点。不过,及至读完全文,发现他的内容并不限于标题上表达的主题(这好像成了他的通例),因此愿意再作回应,一是强调双方争论的要点到底是什么,二是顺便再澄清几个问题。

  

一、我们到底在争些什么?


   做分析哲学的人,最强调头脑清醒,写文章不跑题,这也是我十分佩服他们的一点。但看王路先生的文章,却怎么看也不像搞分析哲学的。例如《王文1》的标题是:《研究还是读后感——关于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的几点看法》,主题是要证明我的《句读》根本就不是学问,只是“读后感”;但里面的内容很多都不是讨论我的《句读》究竟算不算“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些与“句读”方式不相干的别的问题,已经显示了王路先生写文章跑题的特点。但在那里,毕竟形式上还是勉强维持了一个主题,如最后一段结语把上面所有与《句读》方式相干或不相干的“问题”都塞进了我以这种“讲课方式”“出书”的话题里去。对此我上篇回应文章(《邓文1》)中已有一些辨析,表明有些问题(如“真”与“真理”的译名问题等)不属于这里的主题,最好不要扯进来充数。但这篇文章(《王文2》)则偏要再次抓住Wahrheit的译法问题来“回应邓晓芒教授的批评”,在标题和内容摘要中都只谈这个问题,仿佛我们争论的主要就是关于这个词怎么译的问题,却轻轻放过了“句读”和“出书”应不应该算是研究这个问题。但争论本来是由后面这个问题引起的,我在回应文章(简称《邓文1》)中第一部分就重点清理了这个问题,一个是指出《王文1》中的断章取义,一个是引用了图宾根大学赫费(Otfried Höffe)教授对我这种出书方式的肯定性意见(这是重要的“二手文献”),最后是指明,《王文1》中所提出的那些批评意见顶多与我表达的观点内容有关,而与“句读”这种出书方式无关,所谓的只要不用句读方式,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你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不对,翻译有错漏,但这都证明不了我的句读方式不对。至于我在第二部分中提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也有课堂讲演整理出来的作品(如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且如果按《王文1》中提出的“学术研究”的标准,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都将被踢出丛书,这更是不争的事实。对以上我的辩护,《王文2 》中再无一字回复,但却嘴硬道:“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赞成以讲课录音的方式出书”,因为“这样做不严谨”(《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第20页,以下引注只标明页码数)。然而后文中所重申的“不严谨”之处又仍然都是针对我的观点,而没有针对我的句读方式。感到奇怪的是,一个专门做分析哲学的人,应该不至于连这点区别都分析不出来。

  

   当然,我并不认为,以《句读》这种方式出书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但要质疑这种方式的正当性和学术性,必须拿出过硬的理由来,而不能用一个明显带有轻薄嘲弄的“读后感”来随意贬损这一极其困难且没有先例的研究工作。我上文说过,这一工作需要长期专注的文本研究、翻译、课堂讲授和埋头著述作为基础(其中也包括二手、三手文献的参考),没有这些前提作铺垫,一个人不论他多么聪明(就比如王路先生),你“句读”一个给我看看。局外人不了解其中的背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王路先生作为学问中人,应该知道这里面的难度。但他居然“读前”就有了“感”,试图用几个似是而非的例子就把我近二十年所做的一千多万字的《句读》(《纯粹理性批判》句读190万字,《精神现象学》句读连新译600万字,《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70万字,已完成尚未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句读160万字)全盘否定掉。《王文2》说:“假如我的文章惹怒了邓晓芒教授,我可以表示歉意,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意。”(20)我不知道他这里说的“本意”是什么,难道不就是要抹杀“以这种方式出书”的价值吗?不过,即使我这种方式得不到王路先生的“赞成”,我也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多年来我已获得了“好斗”的“恶名”,打笔墨官司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甚至有点乐此不疲。所以我把王路先生的“态度之不屑、措辞之严厉”视为一个“活跃气氛”的好机会,用《王文2》的话说,“使一个严肃的学术讨论悄悄变了味儿”。但与《王文2》的判断不同,我恰好认为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而且并不“缺乏对被批评者的起码的尊重”(20),当然前提是,所有的批评必须有理有据,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凭空杜撰。至于措辞,在有的放矢的前提下,只要不是人身攻击,不妨尖锐一点。因为人是有惰性的,只有被刺痛了,今后行文才会更加谨慎,考虑更加周全,这就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术素养的提高。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会为这些措辞而生气,因为他懂得“良药苦口”的道理,更不会为此而伤害私人感情,而会成为“诤友”。[1]例如,《王文2》在第一个脚注里列举了我对他的一些难听的攻击性语词,并说这“也许可以出出气,但会有损于邓晓芒教授的形象”,且“对学术讨论本身也不会起任何积极作用”。其实王路先生文章中的攻击性词语也不少,例如说我的《句读》“不是研究成果,至少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缺乏新的认识”,“是一个读后感式的东西”,“从头至尾几乎就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显然不是一种研究者的态度”,“极不严谨”,“多是作者想象和联想的东西”,“与严谨无关,距研究尚远”,“随意的过度的解释”,“有严重问题”,“是错误而无知的”,“这些论述本身是完全错误的”,“注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说作者“太过于迫不及待、不遗余力地”批评逻辑学家,“他似乎还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来看待的”,等等。我还仅仅是就事论事地说他的理解力不行,眼界狭窄,他则断言我根本不是在做研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坏事,问题既然这么“严重”(该词在《王文1》中出现了五次),这倒的确促使我认真细致地分析了被指责的地方,反复推敲,该认错的认错,该坚持的坚持,该反驳的反驳,这不就对“学术讨论本身”起到了“积极作用”吗?这与一个人的“品质”是否“高尚”有什么关系呢?至于有损于我的“形象”,这我早就不在乎了,甚至认为一个较真的学者就应该是这种形象,在学问上没有什么哥们情面可讲,当然下来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可见,我和王路先生争论的并不是什么意气,而是《句读》这种研究方式的合法性,至少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基本上是这样。但在第二回合中,《王文2》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即专门来讨论“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不过另外又还涉及到前一回合王路先生觉得还可以争一下的问题,类似于一个诱饵,把我引入到他据说从1996年开始关注了二十多年的“真”和“真理”的翻译问题(23注①,我承认,他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注意)。我感到自己被“钓鱼”了。不过为了澄清问题,我还是决定主动上钩一回。

  

二、关于严谨


   这部分提出再讨论的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反证法”的问题,另一个是漏译“真理性”的问题。先看第一个问题。

  

   我在《邓文1》中,针对《王文1》说我在《句读》中把康德的“因为”解释为“反之”是对康德文本的误读的指责,辩解说康德在这里用的是“反证法”,所以用“因为”和用“反之”都对。康德的原文是:

  

   如果真理就在于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那么该对象就必然会由此而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因为一个知识如果和它与之相关的那个对象不一致,即使它包含某种或许能适用于其他对象的东西,它也是错误的。

  

   对此我在《句读》中的解释是:

  

   就是说,如果严格按照真理的定义,真理就必须是知识与它的对象的一致,而这个与知识一致的对象就会不同于那些与知识不一致的对象;反之,如果这个知识与它的对象不一致,它就是错误的,但却并不影响它可能会与其他的某个对象一致,因而对别的对象而言又可以是真理。我们这里用“反之”来把这两种情况联结起来,康德用的则是“因为(denn)”,他这样用也没有错。因为后面这种情况逻辑上是前面那种情况的条件,……(《句读》第261页)

  

   这段解释被《王文1》判为“极不严谨的”,理由是:“引文中出现的康德用语是‘因为’,解读中使用的表达是‘反之’,给出的说明却是:康德‘这样用也没有错’”。这就是“将自己的理解(‘反之’)置于康德的理解之上,而不是基于康德的文本(‘因为’)来阐述康德的思想”。我在《邓文1》中的辩护理由则是:

  

   康德在这里谈的是王路先生本行中的问题,即形式逻辑的问题:如果A,则B;“因为”如果非A,则非B。而我的改动只是说:如果A,则B;“反之”,如果非A,则非B。而这两种句式之所以能够顺利转换,是因为康德在这里使用的是逻辑上的“反证法”,即用反面的否证提供正面的“因为”的理由,正如康德在四个二律背反中到处所运用的那样。

  

   现在,《王文2》对我的辩护再作辩难:

  

   一个逻辑常识是,从“如果A,那么B”是得不出“如果非A,那么非B”的,但是反过来可以得出“如果非B,那么非A”。而《邓文》(即《邓文1》)的解释恰恰与这一常识相悖。(21)

  

显然,《王文2》把我对“反证法”的上述解释理解为从“如果A,那么B”中“得出”(即推出)“如果非A,那么非B”了。王路先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竟然把这里的“因为”理解成了“所以”!既然这种倒因为果都是“逻辑常识”,谁还能够指望和他讨论什么问题?当然,从“如果A,那么B”是可以“得出”“如果非B,那么非A”,但这种推理是直接推理,与我这里谈的“反证法”(间接推理)毫不相干。康德的意思是,“如果真理就在于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如果A),“那么该对象就必然会由此而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那么B);“因为一个知识如果和它与之相关的那个对象不一致”(如果非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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