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读后无感还是读前有感:关于王路《研究还是读后感》的几点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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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摘要]王路教授的《研究还是读后感》一文从分析哲学的立场出发,对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以及以“句读”方式做研究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种做法缺乏二手文献且不严谨,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些批评进行逐个观点的分析证明,这些指责本身是建立在忽视康德的一手文献和很不严谨的论证方式上的。对哲学经典著作的“句读”是学术研究进入到深层次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一种严肃的做学问的方式,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的重要意义大大超出了单纯分析哲学的狭隘眼光,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等德国古典哲学领域开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

  

   [关键词]句读(comments in sentence by sentence) ;真理性(truth);逻辑和先验逻辑(logic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王路先生发表于《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的《研究还是读后感——关于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的几点看法》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对我的这本句读、乃至于对我采取“句读”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虽然王路先生尽量采取了“对事不对人”的方式,但其态度之不屑,措辞之严厉,仍然使我这位当事人惶悚不堪,感到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并还在拼尽全力从事的句读事业,是不是都相当于在河边打水漂玩儿了。及至读完了《王文》,心下释然,这次的“读后感”是:我感到王路先生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我而已。不过,在学界普遍沉寂的当下,这倒不失为一种活跃气氛的妙法。下面借《河北学刊》这方宝地,且对王路先生作几点回应。

  

(一)

  

   《王文》一开篇,便对我的“句读法”大加挞伐:

  

   所谓句读,指的是“逐字逐句、连一个注释甚至一个标点、一个重音都不放过的解读”,邓教授自诩“这种做法在国内西学界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在我看来,以这种做法教授西方哲学的大有人在,而以这种做法出书,邓教授大概确实是第一人。以什么方式讲课,大概无可非议,但以整理讲课录音的方式出书,我是不赞成的。[1]

  

   所谓“以这种做法教授西方哲学的大有人在”,我不知道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首先,《王文》的描述是断章取义的,我在“逐字逐句”一句前面和后面的话被砍掉了。原话是:“我的讲课……只是对选入我们的《精粹》本中的20余万字篇幅的解读,但就这样,也已经使这一工作成为了一件看起来遥遥无期的浩大工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逐字逐句……的解读,实在是太耗时间了。”我接下来说这在“国内西学界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还是说得比较保守的,其实国外讲哲学经典的也没有这样讲法的。王路先生在国外呆过多年,应该知道有谁曾经连续花十几个学期把一部哲学经典(哪怕只是其中的20万字)句读式地讲下来,请举一例。当然,对经典著作中的某一段话、甚至某一章,采取“逐字逐句……”的方式讲一讲,我相信是有的,甚至国内的哲学老师在某一堂课上专门讲解康德或黑格尔的一句话、一个命题也很常见,但那和我这里讲的是一回事吗?

  

   作为佐证,这里可以提到,图宾根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哲学研究》杂志主编、常来中国的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öffe)教授在2017年8月31日的《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德国哲学在中国:不只是马克思》(Deutsche Philosophie in China:Marx ist nicht Einzige),其中对分析哲学在德国的流行趋势说道:“随着英语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与之相联系的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通常窄化为分析哲学”,认为大学的哲学院系“委身于分析哲学”是“在精神上”的“自我枯萎”。同时在“高的研究水准”这一小标题底下他谈到对中国的观感:

  

   经典哲学家中广受欢迎的首当其冲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远远超出了纯哲学兴趣的界限,而在专业哲学家那里,黑格尔,尤其是康德的影响则可以与之抗衡。在有些地方对这两位无疑不好懂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当高水准的研究,就像在西方最好的研讨课上一样,不是一章一章地,而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研读。

   相应还出版了贴近原文的、从而内容丰富的解读,而且幸运的是通常仍保持了知识层面的开放性。例如,面对着经常提出的“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选择,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写了一部对康德第一批判的解读,又在继续写一部十卷本的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宏大解读。

  

   显然,赫费如果了解到我这两部句读各自花费了连续14个学期和9个学期的讲授(整理的时间在外),他会知道即使在“西方最好的研讨课上”也没有我这种讲法。但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相当高水准的研究”,而且并没有否定以这种方式出书的正当性。[2]

  

   不过,《王文》在将这种出书方式批评了一番之后,下面的论述却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是讨论“句读”方式的毛病,而是讨论《句读》中他认为有问题的观点。虽然最后他仍然把所有这些问题归结到“固然有邓晓芒教授对康德文本的理解问题,但更主要的也许是讲课这种方式所致。假如邓晓芒教授事先写出关于康德著作的讲义,然后再去讲课,无论是不是以句读的方式,一定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其结论和该文最后一言是:“所以我认为,以讲课录音的方式出书,乃是不可取的。”(第15页)然而,比起先讲课然后再整理录音来,事先写好讲义再讲课为什么就“一定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王文》并未有只字交代,纯粹是一种先入之见,我称之为“读前有感”(大概他觉得我这样做也太轻松、太容易了[3])。其实《王文》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是不是“问题”姑不论,大多数并不是“句读”时才有的,而是在我和杨祖陶老师合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200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中就有。在决心做《纯粹理性批判》的句读之前,我也曾有过给本科生或研究生上这门课的十多年经历,正如我做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句读之前也出版过《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199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200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并开过数轮黑格尔哲学的课一样,而且事先都发表过多篇专题论文。没有这些做铺垫,面对像康德和黑格尔的这两部“天书”(已故黑格尔专家萧焜焘语),就想写出“读后感”来,岂不是痴人说梦?我正是由于写了专著,再按照讲义讲了课(例如我根据两本书的思路所做的《康德哲学讲演录》和《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就是录音整理),然后还觉得不满足,达不到让中国读者真正读懂德国哲学的效果,才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地把两部经典著作“句读”出来。《王文》对于这些“二手材料”的背景却一概不知(我猜他没有读过上述拙著的任何一本),就敢信口妄下断语,这也太不“严谨”了吧?

  

(二)

  

   现在来看看,在《王文》眼里,我的《句读》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首先是所谓“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的问题。的确,我的《句读》体量庞大,对康德研究的二手文献无暇旁顾,这让《王文》十分不爽,因为“二手文献是研究的起点”,“没有关于二手文献的研究,谈论康德的著作,充其量只是读后感……但不是研究成果,至少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缺乏新的认识,缺乏获得新的认识的保证。”(第9页)王先生说这话不觉得过了吗?不说别的,且让我们用他的这条标准来衡量一下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哲学方面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面有几本是以“二手文献”作为研究的“起点”的?就以我手边的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为例,涉及到那么多哲学史上的大家,基本上没有二手文献。黑格尔的《小逻辑》亦如此,他的《哲学史讲演录》虽然有个别二手文献的引证(如邓尼曼的《哲学史》),也是当作一手文献的记载来引用的,并不涉及其观点。维特根施坦则是连罗素都瞧不起,同时代其他哲学家就更不入其法眼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就是“几乎看不到任何二手文献的研究成果,从头至尾几乎就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第9页)。一般而言,以“二手文献”作为研究的起点在哲学领域中常见于初学者,如年轻的博士生,他们需要用繁冗的引证来证明自己在这个领域中不是一无所知的新手,而已经是行家。真正的大家通常不屑于显示仅仅知识面上的渊博(所谓“掉书袋”),像黑格尔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但他对同时代的哲学家(如谢林、施莱尔马赫、弗里斯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基本不点名,也不引证。他的著作有没有新意,他自己知道,因为他本身已站在时代哲学的峰尖,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印证自己的创新性。我当然不能和这些伟人相提并论,但(借用一句网络语)“细思极恐”:按照《王文》的标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哲学书恐怕一大半都要被踢出去了(例如分析哲学的祖师爷维特根施坦的书)。其实这些作家的原创性不是个别观点的原创,而是根本性的原创,不需要、甚至不可能用别人的二手材料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偶尔涉及同时代其他作者,基本上都是批评性的。[4]

  

   另一方面,《王文》的这种界定也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当今世界,信息大爆炸,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自称已经掌握了研究对象的全部一、二手资料。一位好的学者需要的不是全面掌握材料(这些现在已经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查到,用不着再像以前那样做卡片了[5]),而是要有思想和眼光,能够迅速识别出哪些是有价值的和顶尖级的材料,他不需要证明自己超越了所有的人,而只须证明自己超越了最高层次的那一个或几个人就行了。否则的话,你就是皓首穷经一辈子,也只是一个书架子,是上不了档次的。

  

   其次是所谓的“严谨”。《王文》断言“《句读》本身却是极不严谨的”,其例子就是《句读》261页“引文中出现的康德用语是‘因为’,解读中使用的表达是‘反之’,给出的说明却是:康德‘这样用也没有错’。” (第9页)查第261页引康德的原话是:“如果真理在于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那么该对象就必然会由此而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因为一个知识如果和它与之相关的那个对象不一致,即使它包含某种或许能适用于其他对象的东西,它也是错误的。”我的解释是:

  

就是说,如果严格按照真理的定义,真理就必须是知识与它的对象的一致,而这个与知识一致的对象就会不同于那些与知识不一致的对象;反之,如果这个知识与它的对象不一致,它就是错误的,但却并不影响它可能会与其他的某个对象一致,因而对别的对象而言又可以是真理。我们这里用‘反之’来把这两种情况联结起来,康德用的则是‘因为(denn)’,他这样用也没有错。因为后面这种情况逻辑上是前面那种情况的条件,即一种知识与这个对象一致,就必然会与其他对象不一致……,而与这个对象不一致,却有可能与别的对象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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