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四不主义”、“痞子运动”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0 次 更新时间:2019-02-01 09: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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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和近四十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极不相称的是,这些年来,人们普遍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味道日浓,甚至担心“文革”重演。虽然历史不能重复,再来一次原汁原味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没有可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答曰:感觉,对周围氛围的感觉。譬如说,在社会分层多样化的今天,观点不同本来是正常的,不同观点之间出现交锋也是正常的。但是,动辄以“反党”、“汉奸”对自己不认同的人和看法盖棺论定,则显得非常吓人,让人不能不想起“文革”中的文斗以及由此升级而成的不可避免的武斗。又譬如说,由于网络化社会的缘故,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有了比过去更多的关注,这也很正常。但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开口就骂,多脏的脏字都敢用,动不动就抵制这货抵制那货,甚至砸屋砸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义和团和红卫兵的打砸抢。

   平心而论,这么大个国家,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奇怪。有人拥护社会主义,也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有人支持党,也会有人反党。问题在于,谁有资格判断别人是不是反党?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反党是一种政治定性,是可以入罪的行为。是不是说,是个人就能把它拿过来,给别人定性?恐怕不行。即使人家不信奉社会主义,而信奉别的主义,那也不能叫做“反社会主义”,否则信教的人岂不都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使是对执政党有意见,讲几句怨言,发几句牢骚,只要人家自己没表示反党,谁也没有资格给他随便定性。那叫扣帽子、打棍子,或叫政治陷害。

   “文革”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治陷害、政治构陷横行。后来竟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对自己看不惯的人,不管有公仇还是私仇,不管分歧是不是原则性的,只要把对方弄到“政治不正确”,便大功告成。由于这种下作手段搞得人人自危,“文革”逐渐不得人心,打倒“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人人争吃“三公一母”螃蟹以解切齿之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总结“文革”教训,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四不主义”,作为防止“文革”重演的重大举措。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这一点,进一步表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所谓“四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也。“不打棍子”,就是不随便在思想观点讨论中借用公权力的力量,来压制思想观点与自己不同的人。实在说,即使在万恶的旧社会,仗着公权力狐假虎威让别人闭嘴,都属于正直人不齿的做派。“不扣帽子”,就是对思想观点不随意地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以政治上的对错作判断标准,以自己的“政治正确”置对方于“政治反动”。“不抓辫子”,就是不滥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不带着偏见,抓住别人的个别瑕疵,无限放大,无限上纲,否定主流。“不装袋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宽容失误”,允许别人讲错话、做错事,不能动不动就记录下来,装进档案,搞秋后算账。这“四不”有极强的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文革”期间政治帽子乱飞、无限上纲,非把与自己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疯狂行为。“文革”留给人们最痛楚、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就是不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与此相比,抓辫子倒是显得小家子气了),而且人人都有使用帽子和棍子的权力,于是棍子、帽子满天飞,开“帽子工厂”成了一本万利的政治买卖。

   事实证明,棍子帽子乱用一气,失去规则,得利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就好比狭路相逢,谁横,谁有蛮力,谁底线更低,谁更决绝不讲理,谁便占上风。棍子帽子落到那些缺乏做人底线的人手里,就会把正常的观点之争演绎成“痞子运动”。君不见,“文革”期间,所有被满肚子学问束缚住、被满脑子“仁义”“道德”束缚住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底线可言的“痞子”们相斗的结果,无一例外地以败北结局,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是他们辩才不行?是他们学问欠缺?抑或是他们真的理亏?都不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底线,别人没底线。两相比较,有底线的怕遭天谴,有顾忌,那就只好出局。

   在阶级斗争异常残酷的情景下,可能会助长越过人类文明底线、道德底线的行为。例如90年前的农民抗争,就被称为“痞子运动”。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当时阶级之间处于你死我活严重对立状况的一种反弹,被压迫阶级无正常渠道可以表达,运动出现“痞子”化倾向有不得已的因素。总体说来,政治斗争是人类社会各种斗争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充满权斗,与其他领域相比,底线是要低一些。故此才有人们对政治的厌恶,甚至厌恶政治在不少时代还成了一种时尚。在相当一些人看来,政治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870年,英国各政治势力为要不要给妇女以选举权的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一名反对妇女选举权的议员这样陈述自己的理由:“把妇女引入倾轧的政治生活对她们简直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连我们男性还难以应付自如。”(【英】哈纳姆:《十九世纪的宪政,文件和评注》,第280页)

   但是,即使如此,政治仍然是有道而不是无道的。不仅政治,任何事情都有底线,都有“道”。而且,正因为此,政治家们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就是制定规则,提高政治的底线。后来的人们评价为政者,往往不仅仅是看他们在那个时代做了多少事,更重要是看他们是提高了这个底线,还是降低了这个底线。历史功过之分,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在这里。守住了底线,做多少事就有多少功;没守住底线,再大的功也打折扣,事倍功半;降低了底线,有功也是历史罪人。所以,如果把敢于越过人类文明底线、道德底线作为应当嘉许的精神来褒扬,甚至以为这就是“敢于亮剑”,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赞成“敢于亮剑”的提法。然而我认为,不应该曲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原意。“敢于亮剑”本质上应该是讲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敢于旗帜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敢于在众人“诺诺”的时候一人“谔谔”,但任何时候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对人类文明底线和道德底线的僭越。

   所以,防止“文革”重演,很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坚持、坚守“四不主义”。张扬“四不主义”,就是坚守底线,就是反对政治“痞化”。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的我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当然,“四不主义”要成为原则,成为共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立场宣示上,应该把它变成切实可行的举措,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相呼应。在我看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在理论创新中旗帜鲜明地倡导“四不主义”,把它变成一种道德,不给打棍扣帽者任何市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亟需科学技术创新,更需要人文科学的创新。其中,政治理论的创新又首当其冲。然而,尽管我们左一个工程、右一个工程地搞,理论界仍然创新动力不足,成果乏善可陈,这恐怕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原因何在?有人政治棍棒、帽子随时伺候,无疑是一个根本因素。有那么一群人,新思想提不出,让他出主意也往往不挨边,但论起批判别人,那叫相当得心应手。有这样一群人站在身边,谁敢创新?政治风险也忒大了些。中央现在特别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依我看,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头一条,就是让打棍子、扣帽子的行为为社会道德所不容,人人喊打,让那些打棍扣帽者没有市场,混不下去。

   第二,将“四不主义”的精神写进宪法法律。我党历史上,和“四不主义”相类似的主张并非“文革”后才提出,以前就有。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是,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双百”方针并未得到真正贯彻执行。或者更准确地说,经常是时兴一阵子,又不时兴了。为什么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原因盖在它只是一种政策,会因领导人兴趣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才会出现今天鼓励大鸣大放、明天变成引蛇出洞而自降公信力的效果。既然真的坚持“四不主义”,就应该把它的基本精神写进庄严的法律,把怎样坚持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法律条文,成为人人遵循、不得违反,包括那些公权在握者也不能违反的天条。唯此,才能迎来“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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