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荣: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国际史视野下的布朗案判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1 次 更新时间:2019-01-30 23: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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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荣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美苏冷战的展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以及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国际转向,促使美国的种族问题日趋国际化。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世界领袖”地位,并努力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保障黑人权利。在布朗案等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从美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要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布朗案中,最高法院在多个方面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从而最终作出了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美国充分利用这一判决结果和有利的国际舆论,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美国政府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取得了一定效果,而国际舆论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改革。

   关 键 词:国际史视野  黑人民权  布朗案  最高法院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以下简称“布朗案”)①作出历史性判决,认为“实行隔离的教育设施乃是从来就不平等的”,一致同意推翻“隔离但平等”的原则。②这一判决不仅从宪法意义上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勃兴起到催化作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美国学界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③

   通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司法诉讼斗争,以及以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首的最高法院对黑人民权事业的支持。然而,民权运动和围绕民权展开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深受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布朗案的诉讼与判决过程也不例外。在德里克·贝尔看来,冷战增加了美国政府和民权运动之间“利益趋同”的机会,推动了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④玛丽·杜兹亚克提出了“冷战使得废除种族隔离势在必行”的命题。在战后一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法部以“法庭之友”(amicus brief)⑤的身份提交书面陈述,把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批评作为推动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重要理由。而布朗案判决则有利于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托马斯·博斯托尔曼认为,应从冷战背景思考美国种族关系的变革和布朗案判决。阿扎·雷顿论述了战后国际因素在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种族问题上的重要性。克莱曼也强调,美国政府把冷战视作重要因素,推动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⑥

   国际史视野下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美国行政当局如何利用冷战带来的国际压力来推动国内的民权改革,却往往忽视了最高法院对国际因素的考虑。此外,战后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美国政府和社会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尤其是在国际上重塑美国国家形象等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围绕冷战、美国国家形象和黑人民权改革来重新审视布朗案判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重点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战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何演变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如何处理令其在冷战外交中难堪的种族问题,以及如何努力推动布朗案判决朝着废除种族隔离的方向前进?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国际因素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废除起到了什么作用?布朗案判决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美国种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变化?美国政府和社会又怎样利用这一判决结果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家形象?而这些努力又起到了何种成效?

  

一、战后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高举“四大自由”的旗帜,反对纳粹德国的专制和种族主义。但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却与其宣传的自由价值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常常遭到纳粹国家的嘲讽。⑦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内的种族主义与“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有着根本冲突。1944年,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撰写的《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在美国甫一出版,⑧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⑨该书的部分内容在1954年布朗案判决中被最高法院引用,并对判决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缪尔达尔认为,“美国信条”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而这种“两难困境”又“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关切”。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任何对黑人的歧视将让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任何对黑人权利的保障将给美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在缪尔达尔看来,“美国为了获得国际声誉、权力和未来的安全,需要向世界展示黑人可以令人满意地融入美国民主之中”。⑩

   在奉行孤立主义外交的时代,美国并不特别在意国内媒体、左派力量和国际社会对其种族问题的批评。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轰动世界的斯科茨伯勒案(Scottsboro Case),种族主义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1931年,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的地方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九名黑人青少年死刑。后经医生对“被害人”检查,证明“强奸犯罪”纯系两名原告捏造。美国国内外的进步力量对被告展开了长期的援救,并发动了揭露亚拉巴马州当局种族主义的斗争。据学者克莱曼分析,尽管美国共产党和苏联对这起事件中的种族主义进行了广泛批评,但当时美国对“世界领袖”地位尚无特别兴趣,故该事件对美国而言“后果并不严重”。(11)然而,在一定意义上,二战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美国必须适应新的地缘政治。(12)

   战后,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其自由和民主因国内的种族主义备受考验。为了维护“世界领袖”地位,美国把“维持信誉和树立声望以及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以保持盟国忠诚,削弱敌国的意志,以及赢得中立国家的追随”。(13)然而,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使得国内的种族问题日渐成为美国外交的“最大负担”。(14)美国民主因国内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嘲讽,尤其是来自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美国驻苏使馆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媒体反复强调发生在美国的私刑以及存在的种族隔离、歧视和剥夺黑人政治权利等问题。它们力图向世界构建一幅在目前的美国政府形式下,黑人饱受蹂躏以及看不到任何改善自身地位希望的景象”。(15)显而易见,“如果美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充当道义上的领袖,那么它首先应清扫自己的房子,不能对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视而不见”。(16)

   战后初期的冷战格局进一步把美国的种族问题推向国际舞台。美苏冷战使得“美国信条”与其种族政策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17)种族问题已然成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竞争的重要内容。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中,美国民主因国内的种族问题而处于“受审之中”。(18)苏联经常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把其作为“对外宣传”的一部分。(19)有专家估计,在苏联所有针对美国的宣传中,近半数涉及美国的种族问题。(20)1948年,美国黑人活动家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 Randolph)在国会作证说,种族隔离是苏联手中“最大的宣传和政治武器”。(21)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预测,苏联不会放弃“任何使美国受辱或丢脸的机会”。(22)换言之,苏联总是利用美国在种族领域中的失败进行“反美宣传”,(23)打击美国的声誉。1952年,美国司法部作为“法庭之友”在布朗案中坦言,“因为美国存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所以我们不断受到外国媒体的攻击”,“苏联发言人经常利用这种形势进行反美宣传,既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也通过电台广播等传媒,把这种声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4)

   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种族问题的重要性。1945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认为,如果美国的民主理想没有转变成现实,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将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中。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Mordecai Johnson)警告说:“每延迟一天改革种族隔离制度,都是在促进共产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传播。”(25)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认识到,在全球争取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灵和思想”的斗争中,种族问题对美国相当不利,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26)此外,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官员、外交家和访客来到美国。他们中间不少人是有色人种,常被误作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例如,1947年11月8日,海地农业部长弗朗索瓦·乔治(Francois Georges)受邀前往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开会,却因“肤色原因”被当地酒店拒之门外。(27)这类事件不仅令美国政府非常难堪,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它表明“美国自由和平等的承诺是一句空话”,使得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十分糟糕。(28)

   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时期,种族问题重创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因此甚至遭到盟国媒体的谴责。1951年2月4日,奥地利《工人报》(Arbeiter-Zeitung)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悲剧》的社论,声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西方批评都是反戈一击——“指向美国民主的伪善,这种民主允许基于肤色的理由进行种族迫害和剥夺数百万人的平等权利”,并指出“当一个国家不能消灭国内的不公时,是不可能作为自由和权利的斗士出现在世界上的”。1950年4月7日,联邦德国《劳动世界报》(Welt Der Arbeit)刊登了名为《美国的黑人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美国的种族态度举世罕见”,“一方面,美国希望外国政府尊重每一个在海外的美国有色人种士兵,以及惩罚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人。另一方面,一些美国黑人领袖却在国内被剥夺了获得完全平等的权利”。1951年5月,比利时《晨报》(Le Matin)发表文章说,“种族主义犯罪是可憎的。当这里一些国家、人民和种族相信自己比其他国家、人民和种族更为优越时,世界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和平”。(29)

   与此同时,战后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随着1945年《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生效,国际社会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原则有所改变。二战前,各国外交家很少批评其他国家对待国内少数族裔的方式。如果一个欧洲国家批评美国的黑人问题,那么美国有较为充足的理由回应说,“这不关你的事”。但美国在签署《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后,便难以像过去那样回应了。(30)正如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在1948年12月13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所言,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表明,全世界的人民已经在人权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31)

战后美国黑人社会更倾向于把种族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力图把种族歧视问题国际化。1946年,美国的全国黑人大会(National Negro Congress)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愿,要求采取措施结束美国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制止和消灭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与暴行。(32)1947年10月23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由杜波依斯(W.E.B.Du Bois)等起草的《向全世界呼吁》。这份长达155页的材料指控美国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存在广泛的歧视黑人的现象,(33)并认为“基于肤色的歧视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野蛮的”。(34)同年10月27日,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在波士顿发表演讲说,他对少数族裔得不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而“感到羞愧”。(35)1951年12月17日,美国的民权大会组织(Civil Rights Congress)向联合国提交“反对大屠杀”的请愿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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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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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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