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珂:志愿自由队:冷战初期美国利用逃亡者的特殊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 次 更新时间:2020-08-05 17:31:15

进入专题: 逃亡者   美国   志愿自由队   冷战   艾森豪威尔  

赵继珂  

   摘    要:

   为了缓解美国军队面临的巨大压力, 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后, 特别提议招募来自苏东集团的逃亡者组建志愿自由队, 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美军执行对欧军事防卫的职责。为早日实现该设想, 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展开了双重努力。然而, 因冷战局势缓和的冲击, 特别是受美国整体冷战战略转变的影响, 再加之决策层人事变动干扰, 组建志愿自由队的设想最终夭折, 美国转而选择采取其他措施利用逃亡者来实现其冷战目的。通过分析志愿自由队这一“未成功实施”的案例, 既向读者呈现了美国为赢得冷战所做的蓄意谋划, 同时也部分展示了美苏冷战对抗的有限性。

   关键词:逃亡者; 美国; 志愿自由队; 冷战; 艾森豪威尔;

  

   自冷战开始以来, 美苏双方都试图利用可以获取的各种资源来谋求掌握冷战的主动权。对美国方面而言, 大批来自苏东集团的逃亡者 (1) 为其提供了一种对手难以获取的独特资源, 而美国自身亦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对之加以利用。以往学者们在研究该论题时, 多偏向于从心理战或情报战角度进行考察, 对美国如何尝试在其他层面利用逃亡者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 (2) 。不过, 仔细阅读解密档案资料不难发现, 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之后, 美国还曾尝试招募逃亡者组建志愿自由队 (Volunteer Freedom Corps, 简称VFC) , 以便从政治、军事以及心理等多个层面对之进行系统性的利用, 依此部分实现防卫西欧和反攻苏联的企图。关于美国筹建志愿自由队的具体内容, 由于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解密较少, 它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太多关注, 仅有的几篇论著亦难以向读者展示其全貌 (3) 。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最新解密的原始档案资料, 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重新梳理, 并将之纳入到美国整体冷战战略转变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志愿自由队构想的提出

  

   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升级, 美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承受的防卫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此种状况, 1950年6月30日美国颁布《洛奇法案》(Lodge Act) , 授权招募一批无国籍的反共年轻人补充到美国军队之中。然而, 该法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截至1952年10月30日, 尽管有6 008人应征, 却仅招募了395人 (1)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不得不将原本部署在西欧的一些军队转移至亚洲战场, 这无疑更进一步凸显了其兵力不足的问题。

   1953年1月, 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时, 上述情形并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改观,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进展缓慢, 西欧诸国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苏联方面的严重军事威胁。既是为了满足同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需要, 同时还希望减少美国面临的巨大兵源压力, 1953年2月1日, 艾森豪威尔便迅速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议美国军方在国务院以及负责冷战行动的总统特别助理帮助下, 从“铁幕”国家征募一批无国籍的、独立的、反共年轻人来组建一支特别的部队。 (2)

   在解释提出该建议的原因时, 美国总统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二战”时期英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当时, 为了对抗法西斯德国的进攻, 英国特别招募从希特勒统治下逃离的难民组建了英国先驱队 (British Pioneer Corps) 。艾森豪威尔认为, 美国同样可以采用此举来维护其国家利益, 并借此更好地鼓动共产党统治地区反共思想的发展 (3) 。此外, 鉴于美方认为苏联当时早已招募训练了数百万非苏联籍军队来独立作战或协同苏联作战, 在冷战“零和博弈”的情况下, 这更是刺激它做出类似的回应举措。 (4)

   实际上, 艾森豪威尔作此提议,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以此来缓解美国面临的巨大的难民安置压力。根据美国官方统计, 截至1953年6月10日, 虽然有403万逃亡者得到了各种不同机构和项目的帮助, 但仍有数量庞大的逃亡者等待安置 (5) 。如此规模的逃亡者一方面为落实志愿自由队计划提供了最好的人力资源保障, 但同时它亦对美国的救助安置工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1950年代初, 由于战后在欧洲开展的一些难民救助项目已接近尾声, 许多新近从苏东集团逃离的人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 “大量叛逃者积压在西欧反而成了美国的累赘” (6) 。对这些抛弃家庭、朋友、财产甚至亲人的逃亡者而言, 他们到达西方之后如果发现其生活状况远低于以前的水平, 这势必会对美国长期开展的试图在苏东集团“受奴役民众”中构建良好印象的努力造成消极影响, 同时还会严重制约针对逃亡者开展的其他行动项目的效果 (7) 。就此而言, 总统提议从中招募部分人员组建志愿自由队, 无疑可以发挥一举两得的功效。

   当然, 逃亡者群体的积极反共态度还有助于保证这支新成立军队的士气。在对该群体进行调查时, 美国多家调查机构都发现他们普遍想要尽早实现“解放和自由”。例如, 1953年纽约海外通讯社 (Foreign News Service, Inc.) 对110名东欧国家的逃亡者所做调查发现, 他们很多人“渴望自由”, “采访中经常碰到的恼人不休的问题是:‘美国将如何解放我们?什么时候会实现解放?’许多人想要参加‘解放军’ (liberation army) 。”(8) 正因为注意到逃亡者自身所具有的这一特性, 艾森豪威尔认为该群体“对共产党而言是一个麻烦所在”, 志愿自由队计划如果能够得到适当落实, 它可以很好地发挥功效。 (9)

   而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缘何要将之称作志愿自由队时, 美国总统强调这主要是为了突出这些应征者的特征, 他们并非为了追求财富而充当雇佣兵, 相反, 他们是“真诚的、有信仰的、为自由而战的反共志愿者” (1) 。换言之, 如此命名等于是为这支部队打上了一个特殊身份印记, 而它完全可能进一步调动其战斗积极性, 使之成为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积极、生动象征” (2) 。在谈到这支新组建的部队规模时, 艾森豪威尔认为鉴于当时的紧张国际局势, “看上去可以招募25万名队员” (3) 。

  

   二组建志愿自由队的可行性考察

  

   1953年2月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次会议就是否应该组建志愿自由队进行了讨论, 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 (Omar N.Bradley) 担心此举可能会给共产党实施渗透提供可能及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来招募翻译和其他专业人员之外, 组建志愿自由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国防部长威尔逊 (Charles E.Wilson) 更是建议在考察该构想时, 不应将之局限在欧洲, 还应考虑它在亚洲的实施潜力, 特别是考察能否将之应用于朝鲜战场 (4) 。由于尚有一些分歧有待解决, 此次会议并没有就该提议即刻做出决定。最终, 经过2月25日召开的第134次会议再次考察讨论, 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组建, 并授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对总统提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考察 (5) 。由于该特别委员会由已经退役的克里滕伯格 (Willis D.Crittenberger) 中将担任主席, 它又被称作“克里滕伯格委员会” (6) 。

   为了保证委员会所拟研究报告的准确性, 在参照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心理战略委员会等部门所提意见建议的同时, 克里滕伯格委员会还自行举办了多场听证会, 包括国务院西欧事务办公室主任柯林斯 (Collins) 、美国陆军军官福莱特 (Van Fleet) 将军、总统助理卡特勒 (Robert Cutler) 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Jr.) 等多位军政要人都接受了听证。听证结果显示:“所有的证人都基本支持成立志愿自由队的建议, 除了柯林斯对该提议的支持有所保留, 特别是反对将之应用于朝鲜战场” (7) 。

   另外, 鉴于当时美苏双方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参谋部下设情报机构以及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份特别评估报告, 专门考察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组建志愿自由队可能会做出何种反应。1953年4月13日, 评估报告最终出炉, 认为尽管苏联会把此举看作是美国决定解放卫星国的一个信号, 但它更多的是将之视为美国的一个长期而非马上实施的军事行动, “组建志愿自由队本身不会招致克里姆林宫采取反制措施, 尽管它有增加整体战的可能” (8) 。换言之, 该报告基本认定此举不会刺激苏联方面采取直接军事行动, 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总统提议得以落实的可行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准备, 在“确定已经掌握了所有能获取的观点, 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实施条件以及相关细节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后, 1953年4月20日, “克里滕伯格委员会”所拟研究报告正式完成。报告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合理, 美国应该在适中和节俭的基础上成立志愿自由队”。尽管报告承认它没有获知其他相关国家的准确信息, 但预估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大约可以招募3.3万名合格的逃亡者。与此同时, 报告还对志愿自由队在心理层面可能获得的益处进行了特别评估, 认为它对反苏工作的开展具有“号召” (rallying point) 价值。 (1)

   于是, 在研究报告出台的翌日, “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将之正式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 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予以考察并在5月初启动组建工作 (2) 。1953年5月2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第145次会议, 讨论“克里滕伯格委员会”报告, 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微调。修改以后的文件作为NSC 143/2文件, 明确提出同意“建立一支志愿自由队”, 责成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负责开展具体的组建工作 (3) 。在此次会议上, 艾森豪威尔总统还特别提及希望克里滕伯格在国防部官员拉夫纳少将的帮助下, 继续对该项目的后续推进施以援助, 直到真正启动组建工作为止。 (4)

  

   三志愿自由队的组建尝试和夭折

  

   应该说, 在“克里滕伯格委员会”的协调下, 美国国内各方已经就组建志愿自由队达成基本共识。按照常理, 在NSC 143/2号文件的指导下很快便可以启动招募工作, 然而, 它却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之中。早在项目筹建的前期考察阶段, 1953年4月13日, 国务院便向“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建议:“在做出任何最终决定之前, 需要同我们的盟国特别是联邦德国政府协商, 以便得到它们对志愿自由队项目规模、时机以及现在是否应该开展的赞同。” (5) 该建议被“克里滕伯格委员会”采纳, 并纳入到了它所做的研究报告之中。正因为此, 当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3/2号文件后, 美国首先着手进行的就是争取西方盟国的赞同和支持。

1953年6月26日, 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波恩大使馆发出第3146号电报, 要求使馆工作人员同联邦德国政府就志愿自由队问题进行磋商, 同时, 美国还向驻法和驻英使馆发出了相同的指示 (6) 。然而, 直到1953年7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3次会议召开之前, 美国方面都没有收到与该指示相关的正式回复信息, 这使得究竟是否应该启动组建工作在此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总统特别助理杰克逊 (C.D.Jackson) 看来, 鉴于当时民主德国和其他苏联卫星国局势的发展, 启动志愿自由队的组建工作变得更加急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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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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