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走向新时代中国法理学之回眸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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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过40年戮力求索,中国法理学已提升到了可以与国际同行共时对话的水平,已在学术思想界占有了独立的地位。在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法理学术共同体包容各派学说,综合各研究方法之长,立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势,锚定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推动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回归常识、回归学术,为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完善和法治实践体系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支援。而欲实现新时代法理学的创新性,需更进一步体察人类文明颠覆性巨变的深刻性,需紧盯国际学术前沿和当下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法理 法治 法学 学术包容方法开放 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精神形态与内外关系深刻巨变的40年;40年的励精图治,中华文明迎来了新的历史运势,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目光向历史深处稍作回溯,这也是晚清忠臣李鸿章所察中华文明体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经百余年演化后新的历史起点。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可以经济体量、军事实力度量,但更为恒久的度量应是制度的文明性、思想的震撼力和文化的影响力。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法治改革创新的40年,更是中国法学凤凰涅槃的40年。中国法治发展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法学的理论和学术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法理学作为中国法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在“哲理——实务”轴上偏哲理一端的一门学问,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每到逢十或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法理学界同仁均会对过往中国法理学的概况、成就与不足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1]],这些高屋建瓴的梳理已经为学界同仁描述了中国法理学不同时期的样貌,为推进法理学的进深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基准和问题线索。因此,本文不再狗尾续貂,而是基于这些成果,就行进至当下的中国法理学之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征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中国法理学的学科独立性

  

   40年来,法理学在中国是否是一门独立学问之问,常常会在某些重要时间节点浮上学界同仁的心头,成为争论商榷的焦点。“法理学向何处去”的追问、争鸣与研讨此起彼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主要指向也是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而在法理学似乎仍然没有找到去处之时,又有学者宣告了中国法理学的死亡。[[2]]在中国,要回答法理学是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之问,首先需要对什么是法理学有所交代。无问西东,学术界对法理学下定义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也似乎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现有定义不下千百种,但仍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版本。或许,这本就是法理学的魅力和存在的必要性之所在?

   也许,首先讨论“法理学不是什么”更有利于我们对法理学的理解。法理学不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法理学》专著和教科书对应的对象。无论奥斯汀、魏德士、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还是国内张文显、徐显明等主编的法理学,其中专著类的往往不过是著者基于自身特定自然法哲学、实证主义法哲学或社会法哲学观对法理学的主观阐释,而其中作为教材类的法理学——特别是中国法学教育界使用的法理学教材——因为要承担基础知识传授、理论学说普及、法学方法初训等主要侧重实践指向而非理论研究指向的功能,则是一个兼顾知识、理论、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拼盘,其更非一般意义上的法理学。法理学的范围也不一定是当今各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师所研究的对象范围,基于教学与科研组织机构划分而被赋予法理学教师身份者,其研究、教学的兴趣与重点并不一定是一般法理学,而既可能聚焦偏实务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政策研究,也可能远超出了法学的范围,主要学术脉络是哲学的、社会学的或政治学的。与此相反,被赋予部门法教师身份者——比如陈兴良等——在很多时候也经常会从部门法问题入手追问一般法理学的问题。法理学的范围更不一定是类似国际法哲学——法社会学协会(IVR)、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及其所组织的各类研讨会所对应的对象范围,类似机构关注点的变化和会议选题的选定,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受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边界范围的严格限制;当然,一般法理学更不是当今大多数中国法科学生心目中为申请学位和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考试所不得不研习的法理学。[[3]]

   那么,法理学是什么?不可否认,法理学的内涵深度和外延宽度在不同法理学家的理解中会有差异,坚守不同哲学立场的学者研究法理学之结论也必然会大相径庭。但是,在何为法理学之中心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是有相当的共识的。葛洪义极为中肯地给出了这一共识:“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科门类。与法律哲学或法哲学含义相同,都是探讨法律的一般性问题的学科。”[[4]]陈景辉也认为,“法理学、法理论(Legal Theory)与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这三个语词的含义差不多”,在学术活动中是可以不加区别运用的。但他也精致析分了三个语词的差异,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重叠部分具有属于法理学的范围且部门法学所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法理学还存在一个独特的“二阶理论”的领域,一阶理论是关注实践的,二阶理论是关于一阶理论的“元(后设)理论”,也就是法理学独占的“法哲学”(即分析法哲学)。[[5]]当然,我们也会发现陈景辉之论是建立于“分析哲学”立场之上的。

   综上可以看出,从学术功能主义的角度划分,法理学有两部分组成:一是与哲学重叠部分的法哲学,二是与部门法学重叠部分的法理学;前者进一步趋向形而上学则为哲学,后者进一步趋向法律技术则为部门法学。法理学一端勾连着哲学,一端勾连着法律实践,形成了“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一般问题”的哲学和部门法学均不可替代的独有研究领域。必须注意的是,法理学独有的研究领域并不为所谓的“法理学者”所独占,而是向两端开放的。一般来说,民法学、刑法学等部门法学是为各自的研究主体独占的,一位非长期研习这些领域法律规范的学者一般很难成其为本领域的专家;哲学一般也为哲学家群体所独占,一位非专门致力于哲学领域研究、对哲学学术脉络烂熟于胸的学者,一般也很难被认同为哲学家。但哲学家中以法律一般问题为对象开展哲学研究者和部门法学者中因长于对部门法问题进行一般法理追问被认同为法理学家的,却大有人在,这就是法理学开放性特质的最佳证明。

   基于上面的理解,我们认为徐爱国“需要死亡的,首当中国法理学”[[6]]之命题是对象错误的。[[7]]中国法理学40年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成熟的40年,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使尚未达到徐爱国期冀的“一门学科称得上是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至少应包括统一的观念主题、连贯的逻辑体系、独到的研究方法等最基本的条件”。[[8]]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元教条理论独尊走到今天研究主题驳杂、研究方法多样、学术观点纷呈,中国法理学研究实现了初步的(仅仅是初步的)精神自由并为实现完全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也正符合了我们深以为然的——同时也是徐爱国的主张——“法律研究的客观性并不存在于法理学之中,法理学是一门主观性显著的学说”。[[9]]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法理学突破了单一客观性公理桎梏,走向了复数主观性思考。如果说中国法理学在“立”的向度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话,那么在“破”的向度上可以说已经为中国法理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法学界往往自比经济学界而感望尘莫及,殊不知经济学界的40年之功也主要体现在“破”的向度上,在“立”的向度上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载入世界经济思想史的学说与思想也基本是没有的。法理学界又往往自比部门法学界而感自惭形秽,试问部门法学界在“立”的向度上可以载入世界法律思想史的学说与思想有哪些呢?无论理工医农还是经济学、法学,改革开放的40年都是中国见贤思齐、戮力前行、努力追赶的40年,也是学术组织与队伍日益壮大、学术研究正常化的40年。虽然其中不乏波折,而且未来也不可能没有波折,但历史的发展不是从来如此么?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篇章,基于苏联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枷锁被打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开启,僵化的国家与法之客观性公理神话被解构,中国法理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迅速融入了世界法理学的研究主流之中。法律平等观、法的概念与本质、法的起源与发展、法的价值与作用、法定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法律体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律方法、民主与法治(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法与经济、社会、政治、道德之关系等法学基本范畴和法理学领域经久不衰的命题,均被中国法理学界同仁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全方位开启了与国际同行沟通对话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法理学“融入法学”、“回归法理”、“重返法治”的40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经济从非正常状态回归常态并取得突飞猛进发展,与思想界回归理性、回归学术、回归常识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因果。法理学与生俱来连接着哲学,但其形而上的思考又为实践所锚定,中国法理学深切关怀着中国40年的激荡变革。姑且不论学者们自发组织的难以统计的成百成千次的各类专题研讨会——比如围绕法社会学、法学基本范畴、法律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法律文化、法律全球化、后现代法学、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民间法、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等主题举办的研讨会——均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实践意识;单是从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历年年会主题看,这一特点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法理学首届年会(1985年,庐山)主题是“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1986年年会(重庆)主题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1992年年会(武汉)主题是“人权与法治”,1993年年会(杭州)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1995年年会(昆明)主题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1997年年会(北京)主题是“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2005年年会(广州)主题是“和谐社会与法制建设”,2007年年会(武汉)主题是“以人为本与法律发展”,2010年年会(哈尔滨)主题是“法治与中国的社会转型”,2011年年会(重庆)主题是“法治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2013年年会(大连)主题是“法律权威与法治体系”,2014年年会(南京)主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15年年会(昆明)主题是“中国法治发展道路”,2016年年会(北京)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构”,2017年年会(厦门)主题是“信息时代的法律与法治”。在有的学者看来,上述主题大多可能难以逃脱简单照搬政治口号的质疑;但是又不能否认,这些主题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治发展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上难以回避的,是需要各学科共同进深研究的。法理学界同仁发表的大量文章,虽然不乏口号式的非学术化的篇目,但同时也有大量基于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严肃篇章,这些篇章在特定时空条件局限下所贡献的思想与智慧,融入了中国法治发展与完善进程中,推动了中国制度文明乃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步。法理学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重要时间节点上关键命题的研究,是因为这些命题必然是当下法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安身立命之所系。

锚定现实并趋向哲学思考,然后回馈、影响现实,在此之间往来穿梭,构成了法理学存在的独特性。在时空提供的可能性之中,中国法理学历经40年励精图治,学术视野日趋包容,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创新意识日趋显露,具备了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能力,更具备了从多维度多视角对现实法治进程作出分析的能力,因而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不能否认的是,关于中国法理学的幼稚论、无用论、死亡论诸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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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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