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门外说“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19-01-05 20: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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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随着近些年“国学热”的兴起,古代儒士的身价似乎也水涨船高、奇货可居了。人们都喜欢拿“儒”做有文化、有涵养、有境界的标签,往自己的身上贴。于是,医生大夫中,凡医术高明且宅心仁厚者,被尊称为“儒医”;行商坐贾中,凡致富有道且老幼无欺者,被恭誉为“儒商”;从戎统军的,凡能征惯战且知书达理者,被敬推为“儒将”……总之,不论是干哪一行活,吃哪一碗饭,只要是与“儒”字沾上了边,立马就变得儒雅风流,气象万千了。

   不过,“儒”固真是这么高尚、如此神圣吗?其实并不见得。至少在先秦的大部分时间里,“儒”仅仅是普通的文化人而已。章太炎、胡适之等学者对此都有详尽的考证。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尚武”精神的氛围下,“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这样一来,儒,作为一个群体,只能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因此,其并不被主流社会所看好乃是合乎逻辑的,换言之,在当时相当多的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他们是一群文弱窝囊的迂夫子,是一批混迹江湖的寄生虫。用《墨子·非儒下》的话来讲,即“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反之,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浪口村随笔·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

   因此,《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弃衣冠楚楚“盛饰”、扭眤作态的公子黑(子晳)而取“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一身的蛮劲,“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连同样身为武士贵族阶层的公子黑尚且不入法眼,那么若是文绉绉的“儒”者去求婚,恐怕是连门也进不去的。“儒”在中国古典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其地位就是这么尴尬和无奈。

   其实,按我本人所了解的一知半解文字学知识来观察,在古代世界中的“儒”,也似乎不是什么优秀的一群。古文字学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即宋代人王子韶(字圣美)在其《字解》中所提出的“右文说”。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中曾有引录:“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在古文字学研究者看来,所谓“右文说”,乃是指形声字的声符在表声的同时还表意。它也是日后清代大朴学家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创立的“形声多兼会意”这一条例的滥觞。当代著名文字学家、训诂学家陆宗达对此曾有详尽的阐述,因为它太重要和精辟了,兹转引如次:

   《荀子·正名篇》:“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是事物所具有的形态;所是处所,就是事物是以怎样的一种东西存在于世界,也就相当于现代所谓“实质”。所谓“同状而异所”,是形态相同而实质不同。例如《说文·艸部》:“茎,枝柱。”意思茎是植物花叶果实的枝柱。又《页部》:“颈,头茎也。”则头部的枝柱叫颈。又《牛部》:“牼,牛膝下骨也。”《肉部》:“胫,胻也。”则动物或人的身体的枝柱叫牼、胫。这些事物同样具有向上挺立的形态和起着枝柱的作用,这就是同状。同时,这些事物又不是一种东西,或为草木,或为脖项,或为肢体,其实质并不相同,这就是异所。(见陆氏著《说文解字通论》P.39,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按古文字家和训诂学家的理解,这种文字训诂学上的“同状的引申”乃是相当普遍的。在两种事物本质不同,形状、性质、用途、特征相似,是可以引申的,即可以同词或同根。就“同态”言,劈柴叫“斯”,也作“廝”或“厮”;声音散裂叫“嘶”,流冰叫“凘”,东西扯裂叫“撕”。这些词都同根,以“斯”为根,都是由于它们破裂的状态一致而引申的。(参见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从文字学的内在规律讲,这也属于形声造字,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是普遍,因此,同声符的同源字便纷纷出现。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者看来,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类同源字,所谓的“右文说”的产生乃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于“右文说”的评价,学者们的意见有明显的分歧。我个人认为,陆宗达、王宁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平允的:“用同源字的原理来解释‘右文说’,可以看出其中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右文说’也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不加分析地把声符带义现象说成‘凡’、‘皆’,以为这是形声造字的普遍规划,这就将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简单地等同起来,于理论于实际都是不符合的。”(《训诂与训诂学》,p373)

   尽管“右文说”在释读文字上存在着不尽科学的问题,但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考察“儒”的本义,能知道“儒”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就同声符的同源字构成规律而言,音同或音近的字有可能选择同一声符来标音而采用形声造字,如辒、愠、蕴、醖,都取“昷”做声符。而“右文说”更进一步,认为其声符的“义”也一致或相近。

   这样,“儒”字若作分析,则人旁为类别,“需”为其义,同时亦为声符。“需”之义蕴,古籍中有柔弱、沾滞的意思,《考工记》言:“革,欲其荼白而疾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则需。”又,同书:“厚其帤则木坚,薄其帤则木需。”这里两处,“需”均与“坚”对举,很显然,“需”为“坚”的反义词,是“坚强”的对应面“柔软”。后来又引申为迟缓濡滞、犹犹豫豫、拖泥带水、怯懦无力的意思。《周易·杂卦传》有云:“需,不进也。”而《左传·哀公六年》则云:“需,事之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亦称:“需,事之贼也。”这里的“需”,就是软弱无决断,耽误、犹豫导致严重的恶果。故杜预“注”云:“需,疑也。”孔颖达“疏”亦引“正义”云:“需是懦弱之意。”

   考察汉字中绝大多数以“需”作“声符”的字汇,我们可以发现:其基本上都有着柔弱、弱小、软弱、差劣的含义。如“懦”,即胆怯、怯懦,没有担当的勇气。“孺”,小孩子,象征着需要被保护,“俯首甘为孺子牛”;有时也意味着懵然无知,所谓“孺子可教”。“糯”,一种粘软沾牙的稻米。“濡”,水细小湿染之貌。“嚅”,嚅嗫,声音细微,精神萎靡不振之状。“蠕”,软小虫子的蠕动。“瓀”,质地不坚、质量居次的玉。“壖”,贫瘠下等的田地。“襦”,贴身的内衣,也称亵衣,有私密不可示人的意思。

   以此类推,那么用“儒”来冠名人群中的某一类,很显然,也不是什么嘉名,而是特指一群柔弱无力、不堪担当大事的文化人。应该说,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儒”的定性是非常恰当与准确的:“儒,柔也。”这里所指称的“柔”,即因这群人乃是与“需”这个声符与义项沾了边的,属于天生的柔弱和没有能耐。

   关于“儒”的起源与属性,学者已多有讨论,并不乏真知灼见。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原儒》中指出:“儒”有广狭不同的含义: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伎,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又云: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再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

   章太炎先生进而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重要概念:“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也。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

   沿着太炎先生的足迹,多位学者都将“儒”的含义做了历史的动态性的甄别。如钱穆先生在《古史辨》第4册《序》中即指出“儒”之名并不始于孔门:“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非学者自锡之嘉名。”

   当然,称“儒”的本义为“术士”和一般文化人,亦并非太炎、钱穆诸先生的发明。古代学者早有这方面的提示:许慎《说文解字》“卷八上”即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颜师古《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注”亦云:“凡有道术皆为儒。”俞樾《群经平议》“卷十二”则称:“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儒”可区分为广义之“儒”和狭义之“儒”,乃是古今学者的普遍共识。

   而胡适先生对这类广义的“儒”的阐释,则集中到殷周文化传承的历史背景中来展开,其《说儒》称云:“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务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他的结论是:“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

   虽说有一些学者,如郭沫若等并不赞同胡适的观点(郭氏有专文《驳‘说儒’》对胡适的观点痛加驳斥),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认同胡适先生的论断的。如果胡先生的看法可以成立,那么,柔弱懦怯为“儒”的特征,也恰好合乎了“儒”的文字学构造的本义。

   应该说,汉代人对“儒”的广义与狭义的区隔,还是基本了解的。许慎他是东汉时代的学者,此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儒学早已成为正统的统治指导思想。按说许慎在解释“儒”时,当称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儒家”的定义,然而,许慎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迳谓“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其原因无他,当是许慎虽系纯正虔诚的儒者人物,可毕竟是杰出的古文经学家,在治学上所禀承的是“实事求是,穷本溯源”的基本原则,从而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而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准确地描述“儒”的本来面目。

   这样的情况,在两汉时代并不是孤立的,像《汉书·贾山传》指称秦代暴政表现之一,乃为“燔《诗》《书》,坑术士”,这里,所谓“坑术士”,指的就是坑杀广义意义上的“儒”,又,《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载:“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云云。可见贾山、司马相如等人也是完全了解“儒”有广义之“儒”与狭义之“儒”的区别的。

   知道了“儒”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对于我们重新释读古典,复原历史的真相,无疑是十分有裨益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正确梳理古代学术传承的关系,走出后世儒者所设置的学术师承关系上的“误区”。

例如,墨家创始人墨翟与孔子及其儒家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称道墨翟原为孔门的追随者,后才因为理念不合而从儒家营垒中反叛出来,创立墨学,另起炉灶,别树一帜:“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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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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