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后的中日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16: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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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  

  

   摘要: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一次“务实之旅”。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52项协议。中日关系有望进入新阶段,但是两国之间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机遇与挑战将交替出现。新形势下,要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需中日两国各界不懈努力。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其主要标志之一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正式互访。继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成功访日后,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华,有力推动了中日两国务实合作,使中日关系重新走上正轨。

  

中日首脑互访来之不易

  

   首脑互访对改善和增进中日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中日关系往往会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干扰和影响。从这个角度看,21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每阶段大致为六到七年时间。2018年中日关系似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1年至2006年。由于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导致两国高层互访中断。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至2012年。在此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抵制,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发表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两国关系明显改善。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以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胁迫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鼓舞”下,宣布“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认知争议加剧,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最突出的问题。加之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于2013年末再度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雪上加霜,造成七年间中日领导人无正式往访。

   有人认为,安倍此次访华是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促成的,这一观点似乎忽视了中日双方近年来的努力。2018年中日领导人恢复互访,经历了一个从多边场合接触到双边会谈,再到正式互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日双方的首次接触是在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安倍。2016年7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蒙古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安倍。2016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安倍。

   其后,中日双方都希望利用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安倍内阁外交乏善可陈。尽管安倍竭力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建立良好关系,但效果不佳。美国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都令日本感到错愕。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与韩国关系僵冷、与俄罗斯关系停滞。此外,日本经济界强烈希望改善日中关系。2017年,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外贸的比重约为7%,而占日本外贸的比重则高达约22%。安倍为巩固长期执政基础,实现任内修宪目标,不能无视日本经济界的意愿。

   因此,2017年安倍对华外交设定了恢复领导人互访的“三步走”目标。第一步是借2018年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机,实现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第二步是安倍首相正式访华;第三步是邀请习近平主席2019年访日,并出席在日本举办的G20峰会。在此基础上,安倍政府将争取在2019年日本新天皇登基、使用新年号之际,完成战后首次修宪,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创日本的新时代。

   2018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视自由贸易规则,对华进行单边贸易制裁,对日本也通过双边谈判施加压力。这使中日双方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等共同利益的迫切性上升,但中日首脑互访的初衷并非针对美国。

  

安倍此次访华的成果与限度


   安倍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首次访华,因而备受关注。安倍访华前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把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中日两国恢复高层互访,共同努力促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日领导人互访促进了两国务实合作

  

   2018年10月25—27日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确认继续遵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在政治、安全方面,中日两国领导人深入交换看法,取得积极进展。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时提出,中日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安倍首相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日中互为邻邦,应当按照互利合作、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根据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确认的共识推进双边关系,并为国际和地区和平和维护自由贸易作出贡献。这些重要表态,与过去安倍在日本国内外的一些言论相比有很大变化,展现了与中方相向而行的积极姿态。

   在经济、资金合作方面,中日两国从日方“援助”中方变为中日双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2008年以后日本停止了对华新增日元贷款,只保留了少量无偿援助,而从2018年起日本将终止所有对华官方开发援助(ODA)。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时,中日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10月26日,安倍访华期间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由中日双方共同主办的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双方共有约1400人出席。中日两国金融机构、企业和经济团体等共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同日方务实合作的新起点、新气象。

   中日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的特点是:第一,合作领域广泛,包括金融、保险、基建、能源、运输、物流、信息科技和产业(IT)、节能环保、人工智能(AI)、医疗保健、智慧城市等诸多领域;第二,金融保险业合作协议居多,约达13项,为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第三,中国沿海省份及大城市与日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最多,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江苏、海南等地,新疆、吉林等内陆省份也有参与。

   在金融合作方面,中日两国迈出新的步伐。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4万亿日元),协议有效期三年,其目的在于维护金融稳定,减少美元汇率变动带来的交易成本,促进中日双边贸易和金融合作的发展。日本与中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的同时,也与印度达成总额为750亿美元的相同协议,金额甚至超过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一倍以上。可见日本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加强规避美元金融风险的实际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要在战略上摆脱美国。

   在加强海上危机管理方面,中日双方就建立外交磋商机制达成共识,中国交通运输部与日本外务省签署了《中日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中日双方为管控分歧,就海洋和安全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包括2018年内举行首次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会议;两国防务部门、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交往、互访;尽早举行“中日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和“中日安全对话”等。

  

   二、日方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暧昧”

  

   2017年底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访华后,于2018年1月10日向安倍首相作汇报,在谈及“一带一路”倡议时,安倍首相表示,“对于个别案件,日本能够作出积极回应的话一定要认真回应”。于是,日本媒体猜测,所谓“个别案件”可能是指日本加入亚投行。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安倍的意思是日本不会整体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但围绕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个别项目则可根据具体情况认真对待。2018年以来,日方不再提“一带一路”倡议,而只提日中第三方市场合作,并附加了所谓透明性、开放性、财政健全性、合作收益性等前提条件。

   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李克强总理也表示,欢迎日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中日互利合作推向更加广阔的舞台。然而,安倍首相并未像中日两国媒体所期待的那样表示支持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是与中方保持了一定距离。尽管中方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已有五年,与相关各国合作广泛展开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安倍仅重申“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而回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日中第三方市场合作。2018年10月26日,安倍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关于‘一带一路’,包括日本在内,国际上有许多担心,所以我们同中方举办的是‘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日本外务省官员私下强调,日方支持在第三方市场的中日民间合作,不等于参与“一带一路”,不必非贴上“一带一路”的标签。笔者认为,这并非日方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是安倍政府原有基本立场的不同表达方式。

   安倍提出日中要从竞争转向协调,主要是试图缓和日本推进“印太战略”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时遇到的来自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竞争,所谓“协调”最好是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纳入“印太战略”。为同中国竞争,安倍政府2015年5月宣布,2020年之前日本将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00亿美元。但实际落实并非易事,因为中方在基建土木工程及劳动力成本方面占据优势,日本跟中国在第三方市场搞恶性竞争将付出很大代价,日本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被大大压缩,这使得安倍政府不得不转向日本企业所期待的与中国进行协调合作。然而,安倍政府的态度转变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华战略整体上已从竞争转向协调。

   目前,日本的决策思想仍未摆脱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传统地缘战略思维的束缚,并受到美国态度的制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副首相麻生太郎曾针对中国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与“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等地缘战略构想。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日本战略构想的对冲、突围和挑战。尽管如此,在国际经贸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日方不得不谋求同中方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方对此也采取求同存异、趋利避害、舍名求实的合作态度。中日双边和地区务实合作的潜力巨大,但有待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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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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