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21-12-03 22: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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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  

  

   内容提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钓鱼岛问题为视角观察,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反映出日本执政党内两条不同的对华路线。1972年9月田中角荣执政期间中日双方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山口县出身的安倍晋三执政以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冲突的潜在危险在增大。中日关系的改善有赖于三个层次的努力:一是以可持续安全观为导向,妥善处理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二是以海洋事务对话磋商为平台不断推进对话协商与合作,防止事态恶化;三是以澄清钓鱼岛归属真相的对话交流为基础,纠正日方的系统性错觉,促使两国民间感情改善。

  

   本文之所以要以钓鱼岛问题为视角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是由于这一问题现已首次成为战后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并可能引发冲突。钓鱼岛虽小,但它像一颗水珠,在阳光下可以折射出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

   据2016年9月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日本言论NPO发表的中日两国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影响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是领土争端的日本受访者占66.6%,中方受访者占65.3%,均高居首位。认为领土争端未来可能引发中日冲突的中国受访者已达62.6%。该项调查同时显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访者高达91.6%(上年为88.8%)。其中64.6%的受访者认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原因在于所谓中方“多次侵犯”钓鱼岛“日本领海和领空”。日本内阁府舆论调查结果也呈现类似趋势。同年8月末,日本经济新闻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对中国“应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应对”。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甚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都不曾出现过。在新形势下,深入分析研究中日关系就不能不聚焦钓鱼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2017年安倍内阁很可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多管齐下,但其最重视的仍然是力促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也承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与起伏

   中国台湾省附属岛屿钓鱼岛、黄尾屿在甲午战争中曾被日本的伊藤博文(长州藩出身)内阁窃占。1945年日本天皇和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理应归还中国。但因中国海峡两岸分裂、美国军事介入等原因,又被日本的佐藤荣作(山口县、即长州藩出身)政府钻了空子,造成战后中日钓鱼岛之争延续至今。

   据笔者考证,自1873年至1894年日本海军省文献地图都曾承认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台湾东北岛屿,但是,长期以来,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朝野、上下大多沉浸在包括历史、现实、法理等系统性错觉之中。其主要表现为:在历史事实方面,无视钓鱼岛列岛14世纪至1895年一直是中国领土,编造出这些岛屿在甲午战前是所谓“无主地”的错觉;在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常态化的现实面前,仍宣传日本“实效统治”钓鱼岛列岛的错觉,否认中日之间客观存在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在法理方面,以美日为主的《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靠单方面解释制造对日本领土范围法理界定的错觉。日本外务省往往起到这种系统性错觉的推手作用,但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尽相同,总体上服从日本首相的政治倾向和政策主张。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大约每20年经历一次重大转变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邦交正常化。这一时期,新中国百废待兴,相对落后;日本战败而转向重商,其外交追随美国。中日两弱,两国关系受制于冷战的国际环境,难有正常发展。日本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首相岸信介、佐藤荣作长期执政期间,都曾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迟迟难以实现正常化。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最初并未主张钓鱼岛属于日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现石油蕴藏可能性后,日本才开始重燃攫取钓鱼岛的欲望。这一点已被日本学者最新相关研究所证实。日本国会答辩记录和相关文献证明,日本政府明确表示拥有“尖阁诸岛领有权”(钓鱼岛列岛主权)是在1970年之后。

   在1949年至1972年美国分别驻军琉球和台湾的情况下,钓鱼岛附属岛屿黄尾屿、赤尾屿1958年7月起曾沦为美国海军的射击靶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期间不用说钓鱼岛,就连琉球群岛都不在日本疆域内,中国只能向侵占该地区的美国表明立场而无须向日方提出交涉,但这绝不等于中国没有意识到钓鱼岛属于中国。

   中国外交部早在1950年5月曾收到一份关于参与旧金山和会期间就战后日本领土划分问题的草案建议。该草案建议讨论钓鱼岛等岛屿连同台湾归还中国。只因冷战时期美国排斥新中国政府出席旧金山和会,这项建议才未能公开提出。1956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的领海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1971年佐藤荣作内阁与美国谈判归还冲绳协定时,强烈要求美方把钓鱼岛划入“归还”日本的范围,并拒绝承认中日之间有领土问题,从而引发了二战后的中日钓鱼岛之争。对此,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第二个时期是1972年至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相对落后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推行贸易立国,外交出现重视亚洲的自立倾向。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有长足进展。1971年美日缔结归还冲绳协定时擅自把钓鱼岛列岛划入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引发战后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1972年中日两国决策者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4月,中方多艘渔船赴钓鱼岛海域捕鱼。中国政府从搁置争议的立场出发妥善处理了此事,中日两国于同年8月12日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至1992年,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虽仍悬而未决,但双方基本上能够妥善处理并未使之成为中日之间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障碍,中日友好合作是主流。值得留意的是,这期间没有出现日本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日本首相掌权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1992年至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钓鱼岛问题突出起来。中国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面临新的挑战;日本政局动荡、经济低迷,“中国威胁论”抬头。中日结构性矛盾显现。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问题等各种矛盾时而相继出现,时而同时并发。冷战后,日方加大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2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把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列入该法适用范围。这是针对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破坏搁置争议共识而从法律上采取的正当防卫措施。然而,日本一些人却指责中国的领海法出台首先破坏了搁置争议的共识。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等于承认了中日之间有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只不过是在谁先背离共识上有分歧。这一时期,中方仍坚持“搁置争议”主张,而日方则从1996年起便公开否认曾与中方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其主要背景之一是,日本同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企图以钓鱼岛为基点与中国划分大陆架和海上专属经济区。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企图以所谓“租借”方式实现政府直接控制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遭到中方反对。2006年,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山口县出身)、大久保利通的玄外孙麻生太郎先后当选日本首相,开始在钓鱼岛问题上拉美抑华。2008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撞翻中国台湾省渔船后,中国海监船于同年12月8日赴钓鱼岛海域巡航。2010年9月,民主党的党首菅直人任首相期间发生了钓鱼岛海域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决定“购岛”,实现所谓“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第四个时期是2012年至今,有可能持续20年。针对日本政府“购岛”,中国海监船对钓鱼岛领海实现了执法巡航的常态化,中方还设立了东海防控识别区。2014年中国海警局成立后,海警巡视船一直保持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钓鱼岛海域根本不存在日方所谓的“实效统治”。2013年安倍晋三再度组阁,麻生出任安倍内阁副首相,形成“安麻体制”。日本开始针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增加防卫费,加紧军事部署。如今,日本当局一面就钓鱼岛归属加大对日本国内外宣传,制造舆论;一面加强同美国等国的军事合作,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安倍晋三还通过延长自民党总裁任期的方式努力执政到2021年,并将加紧在任内修宪。在此期间,钓鱼岛问题可能成为安倍内阁制造危机和“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工具,从而引发中日战略对立。因此,未来20年内中日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趋于增大,2021年之前尤其值得关注。

   (二)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采取怎样的政策是日本决策者对华政策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人而异

   围绕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日本并非无论谁上台都一样。尽管他们在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上立场相近但系统性错觉的程度不同,并非没有差异,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更是截然不同。这些并非孤立的现象,均与当政者对华战略倾向互为表里。如表1所示,有关钓鱼岛问题,日本历史上曾出现以下几类不同的领导人。

   表 1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不同类型的当政者与不同主张及结果

  

   第一种类型:在对外扩张中伺机窃占钓鱼岛。日本1879年吞并琉球国并改称冲绳县后,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内务卿山县有朋继承了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衣钵,于1885年下令冲绳县秘密调查钓鱼岛,只要在岛上未发现中国人统治的痕迹就纳入冲绳县管辖。但调查结果指出该等岛屿已经由中国命名,若日方占有涉及与中方谈判。于是,山县有朋只好暂缓占领,转而针对中国加紧战备。中日战争危险开始增大。

   第二种类型:通过战争窃占钓鱼岛。1895年1月,日方在甲午战争中胜局已定后,伊藤博文(长州藩出身)内阁秘密决定将钓鱼岛、黄尾屿划入冲绳县管辖。继而日本又利用《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50年。中日钓鱼岛争议的祸根由此而生。这期间,古贺辰四郎等人于1896年9月获准在钓鱼岛进行殖民开发。所谓1884年古贺辰四郎登岛开发纯属谎言。

   第三种类型:主张这些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不承认日中有领土争议和搁置争议的共识,企图仰仗美国,以实力非法取得日本对钓鱼岛列岛的“实效统治”(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小泉纯一郎、野田佳彦)。中日关系必定恶化,受到严重干扰。

   第四种类型:不否认中日之间有领土争议,主张慎重行事,同意搁置争议(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时任外相河野洋平)。中日关系求同存异,跨越障碍,取得突破,发展相对顺利。

第五种类型:不承认有领土争议,但不否认有相关外交问题,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而实际上默认中方关于搁置争议的主张(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外相园田直、时任首相铃木善幸、外相宫泽喜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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