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中国学术呼唤野性的思维——我写《新乡土中国》的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1: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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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1993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跟随张厚安教授读政治学的研究生,当时村民自治初兴,村委会选举开始在全国推行。张厚安老师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开创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三农研究,旗下很快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典型如现在仍在华中师范大学从教的徐勇教授和项继权教授。徐勇老师当时已是教授了,项继权老师还是一个讲师,两位老师都是教过我们课程的老师。不过,当时我对农村研究还没有什么兴趣,未来就业考虑能否到农村基层当一个乡镇长,做一些有用的实事。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老家的荆门市委党校工作,有机会从政,却最终仍然留在了高校,1998年从荆门市党校调入荆门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始农村调查,并开始发表论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三农问题日益严峻的时期,1998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荆门农村调研,尤其关注三个问题:一是收取税费和计划生育等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二是经济发展包括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问题;三是村级组织建设。1998年以来的接下来三、四年时间,我先后到湖北、江西、浙江、吉林、安徽、河南农村进行了大量调研,写了若干调研报告。因为我是政治学专业毕业,对社会学不熟悉,更不熟悉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我就无所不关心,什么都好奇,什么都问。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又处于极为迅速的变迁转型时期,三农问题也很严重并引发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农村有着十分不同的进入过程、机制和结果。我就从调研中了解了与书本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自下而上看问题的观角。2002年我与徐勇、吴毅等人联名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提出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三大共识仍然是华中村治研究学者的共识。

   调研过程中会形成若干思考,因此写了一些随笔。到2002年已积累了大约100篇随笔,这些调研随笔并不是为发表准备的,因为已经有了很多篇,就编在一起,取名《新乡土中国》,想沾点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光,果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要出版,选择其中大概60篇出了《新乡土中国》的第一版。遗憾的是,没有编入《新乡土中国》的大概40篇随笔后来因为电脑坏掉而遗失了。

   《新乡土中国》出版后产生了远超出我预料的影响,第一次印刷6000册很快销售一空,随即加印。我则对《新乡土中国》没有信心,因为这本书并非我的有心之作,不过是调查时写的一些感想而已,因此建议出版社不要再加印,待有机会修订出第二版。

   《新乡土中国》产生影响,我想大概与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是沾了费老《乡土中国》的光,实际上我只是在将调查随笔编在一起时才想到《乡土中国》,写作时没有受《乡土中国》以及费老的影响;第二是北京大学苏力教授写的序。苏力教授当时就是学界牛人,他在序中对我多有谬赞;第三是当时三农问题引起全国关注,农村调研作品容易引发关注。

   我1998年开始农村调查,到2002年完成《新乡土中国》所有篇章的写作,正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1999年全国村委会“海选”,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关系紧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2001年开始进行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并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城市化骤然加速。回想起来,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几乎同时发生了三大历史性的变化:一是国家与农民关系方面,典型是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费;二是农村基础结构之变,包括血缘共同体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三是农民的价值观念之变,即农民关于人生意义的定义开始发生改变,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再接下来,随着城市化加速,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出现了不可逆的空心化和老龄化,中国农村千年未有大变局徐徐展开。这个意义上,《新乡土中国》正好记录了巨变时代的中国农村,这个巨变时代提出的问题值得仔细咀嚼。

农村调查的同时,我也思考如何解决农村问题;以及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背景下面,农村应当起到什么作用,保持什么功能。我在《新乡土中国》结语写道:“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将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还算有点远见的。在2005年出版的《乡村的前途》一书封面文字,我写道:“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 这些文字现在看来有点过于浪漫了,虽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面还显得应景。

  

  

   2001年底我从荆门职业技术学院调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也就是我硕士毕业时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做徐勇教授的助理。继续在全国农村调研。不同之处就是开始带领学生(主要是博士生)在全国调研。2004年底调入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更是年年都是“调研年”。2017年调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一如既往重视调研,我们现在叫做“调研会战”,因为现在调研队伍比较大了,也从农村调研扩展到城市调研诸方面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像风一样开展调研。强调调研,是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了解和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起点与终点。

   自1998年开始农村调研至今已有整整20年,除极个别情况,我做到了每年有两个月时间驻村调研。我所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10多年来也保持了平均每天有10人以上驻村调研的密度。长期高密度调研是我们坚持“田野的灵感”基本前提,我们又称这样一种高频次高密度调研为“饱和经验法”,而且我们还将集体调研作为主要调研方式,“集体调研”重点在于集体,因为正是在调研现场进行的集体研讨可以为我们提供看待经验的不同视角,通过“野性思维”来透过经验现象看到经验本质,进入到机制分析层面,真正深刻地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出问题,并通过中国经验与实践来检验和检讨问题。

   持续高密度的饱和调查,使得我和我们团队同仁可以极大地扩展对经验的认识,我自己的研究当然也远远超过了《新乡土中国》的主题。十多年来,我出版了十多部著作,调查随笔集也有多部,这些调查随笔似乎也都有一定的社会反响。《新乡土中国》里面提出来的问题提到过的经验在之后持续的调研中不断深化。实际上,任何问题只要被正确地提出来了,就一定不会浪费。对我而言,第一版《新乡土中国》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因此,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修订《新乡土中国》出第二版时,我答应下来。

   到了第二版我才终于明白,本以为《新乡土中国》没有受到费老《乡土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我在《新乡土中国》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正好回应了《乡土中国》书名含有的“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的意思,因为正是中国农村为中国奇迹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基础。我于是用比较短的时间对《新乡土中国》进行了系统修订,出了第二版。第二版已加印七次,市场反响还是不错的。

   当前中国农村的快速变迁仍未结束,我和我的团队还要继续像风一样地进行调研会战,还要从各个方面拓展对农村和对中国的理解。也许再过十年我会对《新乡土中国》进行第二次修订,出第三版,那时,《新乡土中国》第一版中提出的问题就应当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回答了。

   回答经验中提出的问题,对经验中的问题进行一般化理解,并逐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经验中来,经过理论思考、理论提炼、理论争论,然后再到经验中去检验还原,形成对经验的理论化认识,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称这种从经验中来,再到经验中去,在经验与实践中提出问题,以理解快速变迁的中国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科学研究叫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这种“大循环”与当前国内学界越来越僵化的脱离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小循环”形成对照。所谓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小循环,就是将鲜活的中国经验与实践切割成为证明理论正确性的碎片,中国经验既不是出发点也不是归宿,而只是材料与手段。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占据主导地位情况下面,中国经验仅仅成为验证西方理论的素材,复杂的历史悠久具有独特文化正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经验与实践成为碎片,无法理解,也不被理解,中国社会科学脱离中国实践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注脚,中国社会科学也就注定不可能成长起来。

   应星曾批评我们的研究是“朴素经验主义”,好象他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难道农民天天在农村生活,农民就成了学者成为社会科学家了?还有人批评我们是“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理论”。这样的批评有点小看了我们。我们当然知道仅靠搜集资料是无法做出一流研究来的,我们必须有研究能力,有理论,有概念,有方法,有社会科学分析能力。不过,我们认为,这些能力只是最初步的能力,关键在于如何将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中国经验与实践深刻的体系化的理解,也就是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要攀登很多座无名高峰,且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向不对,本来应当是“大循环”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模式却过早走进了“小循环”。

  

  

   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有三个理由:第一,仅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社会科学40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引进工作已做到最好,第二,中国快速经济社会转型还有不超过20年时间,第三,中国在未来10年必定成为世界GDP第一大国,中国有数千所大学,仅仅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就超过150所,这些大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教职和研究岗位。现在的问题是,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为什么要引进的初心,忽视了社会科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特征,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民族、地域、历史乃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宗教)的密切关系。没有不存在预设与前提的所谓真正的社会科学。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历史、民族、地区和宗教乃至国际处境下面总结提炼出来的,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必须要与中国经验与实践结合起来,且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经验,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社会科学必须要有中国的主体性,而不是用中国经验的碎片去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不是教条,而是对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因此,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建设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真正呼啸走向田野,走向中国经验与实践,走入中国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用社会科学方式方法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过程中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厦。这是一个浩大工程,需要有无数社会科学工作者进去探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野蛮成长,经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达到理解中国经验,科学总结中国实践,并能有效指导中国实践的逻辑自洽、简洁明了、预设清晰的中国社会科学。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必须要呼啸着走向中国的田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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