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谱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8-12-18 21: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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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如果说“中华民族”是当今最为热门的流行词汇之一,恐怕没人会否认。它不仅大量出现在各类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宣传文字中,而且凭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提出,成为曝光频度最高的政治语汇,被反复地宣讲、传播和记忆。对“中华民族”观念源起和演变的持续思考也成为学界最令人瞩目的话题之一,相关研究层出不穷,角度视点也有差异,甚至吸引了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纷纷加入跨学科的讨论行列。

   在众多出版物中,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一部著作。目前坊间流行着的研讨什么是“中国”的相关作品,一直从考古学蔓延到了观念史论域,有些阐述颇具新意,如个别观点试图冲破古人“夷夏之辨”旧说的藩篱,证明宋代以后的族群交往模式即已初具民族国家之雏形,为现代“中国”的诞生奠立了政治文化基础,但毕竟论说时段尚限于古代,不关涉近代之变化情形。

   《重塑中华》一书则聚焦于近现代中国人的言行怎样跳出传统夷夏观的规范窠臼,最终一步步为“中华民族”观念所形塑和规训的复杂样态。此书不囿于仅仅从“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的单一角度展开讨论,而是围绕中国人如何由清朝的臣民身份逐步转变成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践履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论析,力求对“中华民族”观所具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复杂内涵作融会贯通的解读。一方面接续和深化以往“中华民族”建构说的后现代讨论意绪,同时又尝试纠正其截然割裂传统与近代的极端激进论点,为“中华民族”观念与古典思想资源的传承关系预留一定的解释空间。

   本文拟分三个部分对此书内容展开分析,分别讨论作为“中华民族”观研究背景的神话起源与英雄谱系的争论史,书中所展示的相关重要议题的论辩思路及其得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概念史未来发展走向的若干思考。


一、 “建构说”与“根基论”之争议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相同的表述,由此可以推断它完全是近代的发明。学界曾有人撰文论证“中华民族”等观念是近代学人和政治家刻意合谋营造的产物,毫无历史根源可循,这类观点通常被称作“建构说”。“建构说”之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以下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中国古史存在着一条数千年接续不断的演变脉络,中间虽经种种变异,“中华民族”观念传承的内在风格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此派观点被称作“根基论”,以示和“建构说”之间的对立。

   仔细甄别两派论断,似乎各有理据。作为一个概念,“中华民族”如果合体而观,肯定属于现代词语,在古代典籍中确实找不到类似记载。但若把“中华”与“民族”两个词拆分观察,便不难在历史中寻绎出各自的变化轨迹,因“中华”与历史上的“中国”叙述无法割裂,“民族”又与古人把生活在华夏边缘地带的“族类”当“夷狄”对待的看法密不可分。为了兼顾两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个精妙的观点,他说“中华民族”的演变有一个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所谓“自在”,指的是前近代各民族的生存状况,此时的国人以“臣民”或“藩民”身份生活在皇权统治之下,虽有凝聚为一体之意识却不自知。所谓“自觉”,乃是指通过近代思想的刻意塑造,人民才渐渐具有了现代国家的认同感。故“自在”与“自觉”是一个相互衔接、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而非呈绝然断裂之二元对立状态。费先生弥合“建构说”和“根基论”的努力,很适合作为讨论“中华民族”概念演变史的起点。

   “中华民族”观的起源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密不可分,“民族主义”与中国古代的族类意识及其自我认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他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范畴应该是一致的。在古代社会,“中国”与“民族”的表述恰恰相互分离。早期经典中的“中国”与“华夏”同义,对待华夏圈之外的“夷狄”却势不两立,古经义中的“夷夏之辨”揭示的是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与少数族群“野蛮”边缘区域之间的差异,两者没有合体表述的先例。所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肯定是个近代现象,因为通过把不同族群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之内,并形成集体认同感才是“民族主义”的终极涵义。对这种认同感的捍卫和维护,成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的一项政治技术。这一原则一旦遭到违反就会引起民众普遍的愤怒感,反之,如果这一原则得到实现又能带来某种心理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蔓延往往就是被这种情绪所推动和支配着。我们现今常常挂在嘴边的“爱国”,其实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反映。

   “中华民族”恰好包含了“中华”与“民族”两个词语,分别代表着“国家”的政治含义和“民族”的种族含义,把两者集合统称确实发生在近代,至少在表面上,“建构说”似乎比“根基论”更加适宜对此作出解释。

   有学者业已注意到,中英文在使用“民族”(nation)时往往出现差异,中文倾向于用“种族”定义,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较强;英文更多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突出了社会学和政治学涵义。中国古代一直把“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差异理解成“人种”之别,虽然后来又有人主张用文化的力量去消解这种区别,但论辩的着眼点还是落在了人种之上。但是中国人对族类历史演化的理解与西方大有不同,那就是中国基于血缘与人体解剖学关系的认识不是固化的,与之相关的共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民俗也不是固化的,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就使得那些想用人类学式的单一“民族”理论解释“中国”与“夷狄”关系的观点很难奏效。

   “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比较倾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民族”构成被看作建立国家的基础性要素,现代国家的创建需要构造“民族”概念,用于确定疆土、人口和主权。“民族”和“国家”紧密相关,脱离了“国家”概念,“民族”将无法定义,“民族”成为国际关系框架内国家体系的划分基础。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家眼里,“中华民族”中的“中华”基本等同于“中华民国”,而“民族”则是建立民国的基本要素。它不是以种族界定的,也不是以文化、宗教、语言、风貌、生活方式来界定的,而是以现实政治权力的需要来定义的。

   一些民族主义研究者业已指出,“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不利于政治和文化单位的结合”。具体到中国语境,就是家族和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细胞单位,使得人群与这类社会组织结合的紧密程度有碍于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只有具备了国家意识,人民才能有此国与彼国之想象,才具备卫国爱国之心,才能超越传统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对个体行为施加的各种限制。当年梁启超倡导摆脱宗族家庭的束缚,树立“国民”“公民”之意识,也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论证的。同时也可以看作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精英思想中造成的本土性回应。

   民族主义被如此界定,是为了使文化和政体保持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在全民抵抗外敌入侵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生活在“国家”体制下,各个民族统一具有共同的“公民”身份,当面临异族侵袭时,这个身份就会起到决定性的凝聚作用,成为压倒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最终意志选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对外抗敌的态度空前一致,折射出在民族主义号召下,国家意识统合种族与文化认同时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尽管这种战时动员机制内部也持续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但除了“外蒙古独立”造成既成事实外,其他民族并没有实质性的独立动作,这与民国初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博弈形成的制约态势有关。

   民族自觉从心理想象到具体实践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回事,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民族归属”(nationality)、“民族属性”(nationness)或者“民族主义”统统属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

   也许的确如此,深究起来,现代民族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机构如议会、公司或者社团等实体,民族的存在更多是一种通过动员手段催生的身份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又是由想象维系着的一种复杂人生经验,或者说是某种特殊的情感需求。定义一个“民族”,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环境和事件,更狭义点说就是决定于某种特定时刻的政治需要。比如抗战期间,当各个民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时,凝聚为一体的情感需要就会变得特别强烈,对民族凝聚成一个国家的愿望就会远高于对自身种族身份的认同。正因为民族不是一个实体,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固定边界,所以才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脉络里加以考量和把握。此处所说之历史脉络既包括出于国家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设计,也包括知识精英的学理阐释与论辩,同时还包括各个不同族群对“民族”定义作出的多样反应。晚清思想界民族意识觉醒的另一个源头,虽然来自“自我”意识的发现,却长期被压抑在寻求国家富强的总体目标之下。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大多从公共纪念物、艺术、文学和语言的变化中映射出来,共同的演生主题逐步压抑着处于萌生状态的“个人”与“自我”的要求,使之被迫服从于整体的国家建设和御敌目标。

   按照安德森的理论,围绕“国家”形成的有关“民族”的论述当然是现代政治舆论催生的产物,与西方各种殖民势力的话语塑造有关。可是仔细阅读《想象的共同体》这本名著,我们会发现,他标示的几个殖民扩张现象,如地方语言对抗拉丁语,印刷资本主义传播语言的能力大大增加,新教利用非拉丁语拓展势力瓦解基督教世界之想象共同体的故事,并没有在中国重复上演。按照安德森的推断,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能,如西方法语、早期英语就成为对抗拉丁语、强化民族主义意识的有利因素。但在中国这些现象统统没有发生,既没有出现蒙语、满语或者藏语对抗汉语的事件,也看不到印刷术传播少数民族语言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自觉风潮。

   安德森关于“民族属性”是“文化人造物”的构想对探究“中华民族”的起源无疑颇具启发性,问题在于,这种“文化人造物”到底源起于何时,它仅仅是一种近代的衍生物吗?如果从中国历史出发重审这个问题,难免让人感到疑惑重重。最突出的例子是黄帝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近代掀起的研究炎黄的热潮以及相关纪念仪式的蜂起固然可以当作一种近代社会集体回忆活动(collective remembering),借以用共同的“起源”凝聚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无论革命党还是立宪派都把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似乎足以证明“建构论”的正确无比。

   可是仔细辨析起来,“建构论”至少有两个重大缺失:一是只承认近代知识人对黄帝及其祖先的建构作用,却一笔抹杀了前近代历史上曾频频出现建构“黄帝”形象的言行,从而把“近代”和“古代”两个时期完全对立了起来;二是把“建构”仅仅看作一种心理过程,所有论证完全被局限在观念“想象”的层面,没有考虑到所谓“建构”亦与实际政治乃至社会治理的行动模式相关,并不完全是一种局限在近代时段的历史记忆。有大量证据证明,对黄帝形象的建构可以延伸到远古时期,无论是古代或者近代的所谓“建构”活动,都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心理过程,而是各种权力关系相互斗争的结果,探求“建构”过程背后的政治运作逻辑同样是一个重要课题,这种探究似不可自限于“建构论”者所声称的近代时期。

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帝原是和其他部族首领并列的传奇英雄,其形象远没有后来那般尊显,但黄帝为什么在《史记》中脱颖而出,被塑造成一个伟岸无比的文明创造者的形象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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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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