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农村改革40年——回顾与感悟热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0:33:45

进入专题: 农村改革  

柯炳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大幅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农村面貌根本改善。40年的农业农村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农业税收和补贴制度,就业制度。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未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回顾四十年农村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经验,对于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更好更快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了利益机制


   土地制度改革,是40年农村改革之肇始,以小岗村的大包干为重要标志。土地制度改革,确定了我国农村的 “基本经营制度”。后来的其他改革,都离不开这个重要基础。小岗村带头发起的土地制度改革,其本质意义,是改变了集体组织生产方式,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建立起了利益机制。改革之后,谁干得好,谁收益就多。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勤奋态度和创新精神,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让个人的收益直接与劳动效果挂钩,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基础。如果没有利益机制,市场的作用就无法实现。大包干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建立起利益机制。至于土地的分与合,规模的大与小,只是表象,不是本质。现在,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土地又以各种方式重新组合起来,这并不是对当初土地制度改革的否定。当初的分,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动的监督不容易,所以要分成一家一户的去作业。现在生产技术发展了,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把土地流转集中起来耕作,就成为可能,并且生产效率更高。土地合起来之后,经济利益关系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对大锅饭体制的回归。

   土地制度改革,破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这是对原来占统领地位的僵化固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否定。那时的僵化固化的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各级干部的头脑之中,从中央到基层。因此,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冒着极大的风险。能够成功地突破巨大障碍,推进这项改革, 是几个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小岗村村民为代表的基层群众的大胆突破,思想解放的地方干部的默许认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强力支持。改革在巨大的争议中进行,短短几年时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改革显著成果的支持,中央决策层最终以文件的方式,确认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40年中,土地制度改革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承包期不断延长,向着长久不变的方向发展,保持了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另一方面,实行土地“三权分置”,则是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也有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满足了发展现代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

   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二是实行农业土地利用方向管控和资源保护的要求。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土地通常是私有的,但是用途并不能随便改变,国家要进行管控。在我国农村,由于法治观念仍然比较薄弱,如果是私有制,用途管控会很困难,实行集体所有制,会有助于土地用途的管制。

   现在把原来的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为了满足土地在我国农村的两种职能。在别的国家,土地通常只有一种属性——种庄稼。但是在中国不太一样,农村土地在这个用途之外,还有一个功能,这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因为,我国的农民还没有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现在,有2.8亿农民工到城镇中就业,城里失业了,待不下去怎么办?那就要回去的,回到农村,靠着所承包的土地,可以维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至于造成贫民窟现象。我国没有出现贫民窟,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我国农村土地的这两种属性,原来都捆绑在一起,体现在承包经营权中。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矛盾。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平原地区,对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的要求,很突出。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出于托底保障的需要,不愿意把承包经营权整个转让出去。现在,把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就是分别对应着两种职能。承包权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不准转让,不准抵押。农民在保留承包权的前提下,可以把经营权流转出去。经营权,就是土地的耕种权。从法律上看,经营权流转了之后,具有承包权的农民,是可以重新索要回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保障感。


市场制度改革的作用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市场制度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实行自由市场交易。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全面管控,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叫统一收购;消费者能够购买什么,购买多少,也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粮票等票证制度,国家进行统一销售(配给)。实行这种制度的起因,是短缺,是供不应求;而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短缺,更大的供求缺口。

   开放市场的改革,同样是充满阻力和争议的过程。反对改革的人,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另外一个反对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很多人不相信市场机制,觉得市场是不受政府控制的,越是重要的产品,越不放心交给市场,怕出乱子。

   因此,农产品市场的放开,是渐进性的;开始是禁止,后来是默许,最后正式放开。这个过程很复杂,产品类别不同,放开市场的时间不同:先是瓜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然后是粮食,最后是棉花。1993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真正全面取消了粮票。

   市场开放,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开放。这也有一个过程,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开放程度加大。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进口关税降低,实行了关税配额和非关税壁垒约束等。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日益密切,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度增加,其中,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更是快速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逆差达到500亿美元。其中,仅仅大豆一项,就接近400亿美元。现在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总体上是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原则的,符合我国弥补土地缺少不利因素的需要。进口的大豆,如果用国内土地来生产,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比全部东北和华北耕地面积总和还多。在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加的开始阶段,有不少人表示忧虑,担心会被出口国作为贸易武器,实行禁运。而今年的中美贸易战,彻底颠覆了这种观念,农产品尤其是大豆,没有成为美国的制裁武器,而是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反制武器。

   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是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明确的正式确认。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地位和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意义,十分突出。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不同,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每种产品,都能够在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生产出来,就一定会形成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一方面,会形成大量的地理标志产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以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现在有很多地方,一县一品,全县90%以上土地就种一种产品或两三种产品。例如,陕西洛川种的苹果,陕西眉县种的猕猴桃等。在计划经济思维下,以粮为纲,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区域优势布局和优化的资源配置。现在很多地方形成的特色产品区域化现象,也正是因为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了,从而得以发挥各自的自然条件比较优势,来实现最佳资源配置。


废除农业税与实行农业补贴促进了社会公平


   历史上,我国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税制度和农产品的低价格制度是重要表现。

   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最早始于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出台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90年代末期,农业税费负担日益沉重,农民反映强烈。问题的主要根源,不仅仅是农业税本身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依附在农业税上的“三提五统”,即乡镇和村级摊派提取的各种费用。这些负担,不透明,很混乱,难以控制。于是,进行农业税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研究农业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发现找不到一种科学合理的农业税费改革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终的共识是,最合理的政策,就是取消农业税费。不过,为了取消,需要先规范,因为农业税费是地方收入,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会有很大缺口,中央财政需要进行转移支付支持。这就需要把账算清楚。这样,提出了农业税费改革方案:正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税为1.4%。2000年试点,2003年全面实行。2004年开始降减,2006年全面取消。我国2600年之久的农民负担历史,到此终结。

   取消农业税的政治意义巨大,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2006年,四川省南部县宋家坪村、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黑虎洞村等地的农民,不约而同,自发为取消农业税立碑。取消农业税的社会意义也十分突出。这使得农村干群关系大变:基层干部不再需要收税,也不再可能搭车收费。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有助于减少区域差距,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

   提出直接补贴的背景,是加入WTO。当时,针对发达国家成员的补贴问题,我国开始研究直接补贴问题。从2002年,开始进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的试点。2004年,全面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2006年,实行农资综合补贴,其补贴数额最大,远超其他补贴。2015年,实行“三补合一”试点(把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合并为一项)。2016年,全面实行“三补合一”。

以上补贴,是直接补贴。此外,保护价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农村改革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农业与资源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004.html
文章来源:农民日报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