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国义: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年鉴编纂活动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00: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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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国义  

   内容提要:清末光宣年间,出于预备立宪、维新政治的需要,清政府作出了刊行统计年鉴的重大决策。在宪政编查馆的主持下,从设立统计机构、编订统计表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统计调查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调查统计成果。作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目标和内容,清政府编纂年鉴活动的积极尝试,对民国以后的年鉴认知、年鉴体式、年鉴编例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我国年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自主编纂年鉴的历史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07年可视为我国政府主持编纂年鉴活动的元年,是中国年鉴事业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端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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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鉴事业在民国时期“风起云涌”①,可谓我国出版史、文化史上一大壮观景象。追溯这一现象的源头,我们发现并非空穴来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统计调查工作作为“宪政之初基、开宗之先务”②,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逐年刊行统计年鉴为目标,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和编纂活动。尽管随着清王朝的迅速土崩瓦解,编纂全国统计年鉴的目标未能实现,但在我国近现代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此后年鉴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③ 本文不揣浅陋,就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年鉴编纂活动作一初步考察。

  

一、决策与背景

  

   清政府以官方诏令启动年鉴编纂活动,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仿行宪政的各项措施陆续出台。改设宪政编查馆,办理各项统计,规划刊行统计年鉴,即其重要举措之一。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1907年8月13日),庆亲王奕劻等人认为,预备立宪“入手办法,总以研究为主”,而“研究之要”,刻不容缓之事为“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调查中国各行省政俗,以为更张之渐”,于是奏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专办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④。七月十六日(8月24日),即奏呈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以法制和统计“于宪政为经始之图”,提出仿照各国逐年编纂统计年鉴的设想:

   至统计一项,所以验国计盈绌,国势强弱,参互比较,以定施政之方。故宜内考全国之情势,外觇世界之竞争,此后各部院、各省应就其所营之事,详细列表按期咨送臣馆,臣馆总汇其表,即以推知国家现势之若何。考各国每年有统计年鉴之刊,汇集各项统计,俾人民可以一览而知,庶政釐然,法良意美。臣馆拟俟各种事项搜集完备,即行仿照办理。⑤

   在其拟具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中,明确该馆职掌之一就是“调查各国统计,颁成格式,汇成全国统计表及各国比较统计表”,“本馆调查及编订之件,应随时发刊报告书,或月刊,或季刊,临时酌定”⑥。

   同年九月十六日(10月22日),鉴于“考察各省事实,以为斟酌损益之方,较之考察外国规制,尤为切要”,奕劻等人奏请参考东西方统计机构的设置,在各省设立调查局,并进一步明确了“为统计年鉴之刊”的目标和计划:

   日本统计局,则分三级以任调查:其第一级为町村,第二级为郡市,第三级为府县。层递求详,乃臻完密。我国统计之学萌芽方始,加以名称繁杂,册报参差,根于习惯者,既当求画一之方,涉于弊混者,尤应求真实之象,允宜规彼成式,逐渐求精,然后分门编辑,为统计年鉴之刊,庶不致全涉影响之谈,而可获参观之益。⑦

   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上谕:

   著每省设立调查局一所,由该管督抚遴选妥员,按照此次奏定章程切实经理,随时将调查各件咨报该馆。至统计一项,尤宜由部院先总其成,著各部院设立统计处,由该管堂官派定专员,照该馆所定表式详细胪列,按期咨报,以备刊行统计年鉴之用。⑧

   经奕劻等人的奏请,刊行统计年鉴的动议进入了最高统治者的视野,正式转化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决策,上升到统计机构设立后办理统计调查事项的最终目标。⑨“年鉴”一词出现在皇帝谕旨中,很可能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自主编纂年鉴的历史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07年,可视为我国政府主持编纂年鉴活动的元年,是中国年鉴事业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端和起点。

   清政府最高当局作出编纂年鉴的决策,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统治阶层为了变法图强、维新政治的主客观需要以外,西方年鉴和统计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为预备立宪时期年鉴编纂目标的确立提供了铺垫。

   1815年至1823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其编纂出版的第一部汉英双语对照词典《华英字典》中,首次将“Almanac”一词从工具书层面引入中国,当时被译为“通书、时宪书、大皇历”。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陆续将《美国百科全书》《澳大利亚历书》《英国蓝皮书》《博物通书》(Dr Macgowan’s Philosophical Almanac)、《传道年鉴》(Annales de la propogation de la Foi)等介绍到中国。从1843年起,外国传教士先后在华编纂出版了《华英和合通书》(Anglo-Chinese Concord Almanac)、《平安通书》(Peace Almanac )、《上海通书及杂记》(Shanghas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等西式年鉴。⑩由英国人赫德控制的海关总税务司,于1864年开始逐年编纂出版《海关中外贸易年刊》。随着编译出版机构和各类报刊的兴起,一些以当时西方国家出版的年鉴为蓝本编译的作品,如《列国岁计政要》等,被当作“政书”或“政治类”书籍,在知识界流传开来。戊戌变法前夕,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将《列国比较表》进呈光绪皇帝。(11)但直到19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年鉴在中国的编译活动尚未形成规模,知识界仍然将此类书籍用“通书”“每年之书”或“年报”进行对译,“年鉴”二字似乎还不为人知。(12)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游学日本的热潮,西方年鉴通过日本源源不断地被译介到国内。1897年,康有为根据当时日本出版社、书肆的图书目录,撰成《日本书目志》,于1898年春发行。该书第五卷政治门著录了当时日本国内出版的4 部最新年鉴:

   《日本政治年鉴》(第二回)

   一册荒井泰次编辑

   一圆五角

   《政家年鉴》

   一册内阁统计局译

   一圆

   《日本帝国第十一统计年鉴》 一册内阁统计局译

   一圆三角

   《日本政治年鉴》(第二回)

   一册荒井泰次编辑

   一圆五角(13)

   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年鉴”一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的最早出处(14)。此后,许多报刊、译书机构纷纷推出取材于日本或西方各类年鉴的译介作品,如《光绪二十四五年列国岁计表》《列国岁计比较表》《各国财政大数表》《英国岁计汇要》《日本岁计政要》《日本现今岁计表》《列国海军之比较》《万国国力比较》《最新万国政鉴》《各国小学教育统计表》等。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译介“年鉴”已经形成一股热潮,“年鉴”一词逐步为知识界、思想界和统治阶级上层所熟悉和接受。

   与此同时,近代统计学知识和观念开始传入并在功用上深刻影响着中国。包括年鉴在内的许多社科类译介作品成为传播统计思想的重要载体。1897年,根据英国《万国统计要览》编译的书籍,以《列国岁计政要》之名被再次翻译出版,宣传维新思想的《知新报》发表译介序文,高度评价西方的统计图表之学:

   西人之学,最重图表,技艺测算多用图学,政学商务多用表学。《列国政要》之书,表学也,通今最要之书也。……今继前志,重译是书,使知中外之故、强弱之由,互相比例,而优劣自见,庶几免泛海无舟望洋而叹、远适沙漠乡导无人之苦也。(15)

   在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也对《日本政治年鉴》所刊载的统计图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日本的强盛与其统计比较息息相关:

   日本政治年鉴,全国耕地、人口比较图表、全国农产表、农务统计表、府县物产表、府县资力统计,揽全国之事,若数掌上之螺纹,而后作之鼓之、损之益之,提挈而超纵之,惟为政者所欲为,呜呼,日本所由骤强哉。(16)

   据谭汝谦先生统计,1868-1895年间,中国翻译日本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仅1种;而1896-1911年间,骤增至366种,其中法律98种、政治96种、教育76种、军事45种、经济22种、财政21种、社会5种、礼俗2种、统计1种,年均翻译量22.9。(17)这些社科类书籍中,不乏调查统计方面的对比资料。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洋,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日本统计学开始系统输入中国。(18)1903年,林卓南、钮永建翻译出版了日本陆军统计讲习会讲师横山雅男的《统计学》11 篇,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统计学著作从此问世。该书译者在序文中指出:

   统计学为考察国势之要学。是书详论国家及社会上各种事业之统计方法,欲知全国实力之盛衰进退者,不难依此而求之。其论统计机关、统计行政两篇,尤为实行统计法之要领。(19)

   随后,一批统计学著作相继出现,如1907年彭祖植编写的《统计学》,1908年孟森翻译的《统计通论》,1909年沈秉诚编写的《统计学纲领》等。统计学知识也开始进入大学堂。清末拟定的大学堂章程规定,分科大学堂中的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科目,开设“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原注:日本名为统计学)”(20)。西方特别是日本的统计历史、统计机关、统计行政、经济统计、社会统计、政治统计、军事统计等知识、原理和方法广为传播,日本明治维新中设立政表课、统计院专门机构,明治四年(1871)编纂《日本政表》《日本国势要览》,明治十五年(1882)刊行《日本统计年鉴》等做法,引起了思想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从1909年宪政编查馆递交的一份奏折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认识之深、重视程度之高:

   伏查东西各国所以刊行统计之意,非徒磨勘帐籍绘演算式而已,将以研究国家之势力、人民之情状,察其消长进退之源,以为比较设施之准也。惟其关系重要,故列为科学一门。……是以逐年筹备事宜,首以此为宪政之初基、开宗之先务。(21)

清末推行预备立宪,决定刊行统计年鉴,年鉴的传播和统计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编纂统计年鉴真正为清政府所重视,并将刊行目标提上预备立宪议事日程,很大程度上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建言和影响的结果。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清政府为“起衰弱而救颠危”(22),选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周游14 国,重点考察了日、美、英、法、德、俄6 个国家。考察途中,考察大臣频频奏报沿途考察情形及建议。回国后,即继续组织人员编译各种书籍。其中,载泽一行“芟其繁冗,掇其菁英”,成书67种,共146 册,并选择其中最重要的30种书籍,撰写提要进呈,同时在《政治官报》上发表,部分编译书籍还由政治官报局出版发行。载泽考察团一行在《日本统计释例提要》中认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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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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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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