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雯琤:“从无知到有罪”

——福柯论“俄狄浦斯王”中的三重“知识—权力”交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1: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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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雯琤  

   内容提要:从福柯对戏剧《俄狄浦斯王》的阐释中可看到他对“知识-权力”框架所做的理论补充。福柯试图去除传统解释中知识和求知欲望之间看似自然的因果链关系,而代之以引入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阐述现代真理话语系统机制的产生。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解释的俄狄浦斯确实打破了传统认知,但过分抬高了性欲望的理论地位;俄狄浦斯剧更能反映的,是知识话语中真理的发生以及权力机制的运行。在福柯看来,《俄狄浦斯王》不仅体现了自我知识的揭示,还展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冲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复杂交织,并且反映了真理审判程序的应用。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视角,也喻示着他从具体权力机构考察到古典时期诸权力思想研究的转变。

   关 键 词:福柯  俄狄浦斯  知识  权力  真理  Foucault  Oedipus the King  knowledge  power  truth

  

一、导言

  

   福柯对知识一直密切关注,他认为知识建构了人的身份,并对其施加影响。特别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将话语和知识进行解构并联系,这一创造性阐释构成了他的“知识-权力”关系思想的经典命题。但是,实际上,福柯对知识的阐述并不止于此,他在有关知识与真理话语发生机制的关系建构——或者说“知识-权力”关系的建构——的问题上,曾经有一个渐趋成熟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见诸他1970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一系列课程演讲。特别是在1971年、1973年以及1980年对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诠释成为他后期“知识-权力”关系理论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①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福柯于1970-1971年所做的《求知意志演说》(Lectures on the Will to Know)②所具有的意义。在奠基性的这一年,福柯用尼采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概念贯穿于演讲始末,以此探究知识内部并找寻到它在主体背后的源起和发生机制。福柯的终生伙伴德菲尔更将福柯这一年的主题强调为“是(福柯)在整个法兰西学院课程中占据最中心地位的主题”(Foucault,2013:279),足见这一年课程内容的重要性。

   第一年的演讲以反对传统知识概念为开端,提出“求知意志”并非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那样天然地与知识本身绑定在一起,从而引出了从古希腊到16、17世纪的西方社会里意志和知识之间相互交织的历史图景。从这一年演说开始,俄狄浦斯形象就一直缠绕在福柯对社会权力、治理和知识等研究的各个角落。福柯认为,索福克勒斯这出悲剧正是挖掘知识本质和权力与知识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经典文本。③由此福柯便以这出悲剧为切入口,阐释了其中不同类型的知识之相互冲突、融合所产生的权力效果。在他看来,俄狄浦斯的故事就是不断在知识的产生、隐瞒、揭晓和再创造之中,使事件以两两相合的方式一点点明晰地显现真相的过程。同时他也看出围绕在俄狄浦斯身上三种形式的“知识-权力”结合:神谕与城邦权力结合的支配合法性知识,揭露事实与判断人是否有罪的现世性知识,以及通过起誓证明自己清白的司法性知识。这三种分属于不同合法性形式的知识不可分割地纠缠在这个悲剧英雄的身上。

   虽然,福柯对俄狄浦斯的阐释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在此问题上国内外的福柯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或者说还暂时处在刚刚起步状态。首先,《俄狄浦斯王》这部戏剧非常吸引福柯,保罗·维纳的回忆能予以佐证(Veyne,1993:1)。他的印象是:在与福柯共事时,福柯极少谈论文学,但他某天突然从工作台前抬起头,并问维纳:“你有没有觉得有哪部作品前所未有地超越了其他作品?对我来说就是索福克勒斯的那部戏,最后俄狄浦斯的出现并戳瞎双眼……”也就是说,维纳感觉到,这部戏剧对福柯来说有着“突如其来的情感冲击”(Veyne,1993:1)。然而,事实上,福柯关于俄狄浦斯的阐释,即使在国外,也只是在近几年里才被陆续编辑成册,而此前这类研究则一直缺失。福柯文献中出现俄狄浦斯主题的著作主要有三处,最主要一处就是上文提到的《求知意志演说》及“俄狄浦斯知识”,此书由德菲尔修订,法文版由伽利马出版社(Gallimard)于2011年出版,2013年出了英文版;另一处收录在1981年福柯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所做的系列演讲集里,英文版名为《做错事,说真话》(Wrong-Doing,Truth-Telling),于2014年整理成书,演讲中福柯主要考察了“坦白”在西方权力史中的一系列演变;还有一处则是福柯在1980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课程《对活人的治理》(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英文版同样在2014年出版,其中福柯借俄狄浦斯的话题来阐释权力在西方社会“真理术”史上的作用。可见,有关这一“俄狄浦斯知识”的碎片,无论在国内外都还处于较新的状态,对它的研究则刚刚起步。莱格(Legg,2016)基于从主体到真理的角度,分析了福柯《求知意志演说》和《对活人的治理》中“治理术”的演变,科诺瓦(Konoval,2017:1-33)曾讨论过“俄狄浦斯情结”对福柯思想的影响,但他们两人的文章,从发表年份上看来都还是近两年的事情。在国内学术界,李猛早年翻译过福柯为德勒兹的著作《反俄狄浦斯》所写的序言。直到2017年,姚云帆(2017:100-109)运用福柯的“文化-社会”意义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新释。以上这些研究皆大致把握了福柯对俄狄浦斯理解的关键,但要使这一部分成为可进行学术讨论的领域,仅仅这些相关文献还远远不够。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希望能为后续福柯的“俄狄浦斯知识”研究添砖加瓦。

   从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阐释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多种思想的交融。他在论述中构建的解释框架涉及了他早期对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权威的反叛,阐发了他将求知意志与知识本体之间纽带打破的努力,勾勒了他在“知识-权力”之多重关系下的理解,而且还体现了福柯试图考察西方社会司法制度的谱系学源起的意愿。本文试图从四种角度——反对弗洛伊德思想以及三种视角的理论建构——来描述福柯对这部悲剧所进行的研究,并从中发现福柯理论道路上的成熟过程及其发展。

  

二、“反弗洛伊德”——知识的意义


   福柯建构其体系化的俄狄浦斯解读之第一步,就是破除那种具有“权威”性的精神分析式俄狄浦斯解读,也就是反对弗洛伊德的解释,即反对用“俄狄浦斯情结”的命题将意义诉诸人普遍本性中隐秘欲望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悲剧开始于忒拜城的一场瘟疫。老国王的兄弟克瑞翁去阿波罗神庙求来了神谕:若要止住瘟疫,必须严惩杀死老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俄狄浦斯请来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让他说出神谕的秘密,而忒瑞西阿斯说俄狄浦斯就是那个凶手。愤怒的俄狄浦斯想到了施于自己身上那个弑父娶母的诅咒,但又觉得自己父母健在,无可能应验预言。但他在与妻子伊俄卡斯忒诉苦时却听到了更令人惊恐的回忆:她和拉伊俄斯所生的孩子也被下过弑父娶母的诅咒。最后,从柯林斯来的牧羊人和当年弃婴的牧人一道,共同说出了真相:俄狄浦斯确实就是忒拜老国王与伊俄卡斯忒所生的孩子,他在自己的不知情下应验了诸神和先知的预言,杀了父亲、娶了母亲。得知真相的伊俄卡斯忒自缢身亡,俄狄浦斯亦自戳双目,并被永远流放出忒拜城。

   索福克勒斯的这出悲剧引起后人众多解读。前有亚里士多德评价,俄狄浦斯的结构安排堪称古希腊悲剧的典范。而且,此剧还在19世纪兴起了一阵解读热潮中,弗洛伊德则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并在《图腾与禁忌》中将此情结予以深化分析,使得精神分析式地解读俄狄浦斯成为欧洲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权威”典范。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命运看成每个人压抑在内心的本能欲望。他阐释道:俄狄浦斯拥有一种以压抑的本我形式存在的个体欲望,它转化为对亲族父母与手足的隐藏性冲动与狂暴愤怒,且这是每人在3-5岁所必经的普遍化心理机制(弗洛伊德,2005:13-15)。弗洛伊德这一看似惊世骇俗的理论掀起了一系列现代性心理分析的热潮,尽管遭到不少人激烈反对,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也算得上弗洛伊德所开展的一场现代认识论革命,拉开了现代思想家们对这部悲剧分析的开端。④

   就“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一种标志性开端的意义而言,福柯其实并不真正反对弗洛伊德分析的价值,他甚至将弗洛伊德和尼采两人的贡献相提并论——认为尼采和弗洛伊德从精神上与心理上冲破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因果传统,以至于成为敢于说出传统历史思想中无法言说出的、“臭名昭著”的那一面的先驱,“让意志和欲望的出现脱离于知识之外,尼采和弗洛伊德就揭示了这样的丑闻”(Foucault,2013:17),福柯在《求知意志演说》中就是如此为弗洛伊德做了辩护。然而,很显然,福柯对弗洛伊德的赞许并不在于理论内容上,而在于拥护“挑战传统”这一行为本身的引申寓意。同样地,福柯反对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点也不在于弗洛伊德思想上错得有多离谱——因为在福柯看来知识本身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对与错——而在于它在反叛之后成为其曾经所反对的那种“权威经典”。在为德勒兹所写的《反俄狄浦斯》序言的开篇,福柯就宣称,他发现当代欧洲知识分子有一种“正确”的思考方式,“必须熟悉马克思的思想,让自己的梦想不要太过偏离弗洛伊德”(Foucault,1983:xl)。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离经叛道者逐渐成为流行的研究与思考范式时,新一轮理论反叛就开始了。福柯反对弗洛伊德的原因首先在于其对权威性的抗争,或者说致力于反对权威力量对日常生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权力影响。他在为德勒兹和瓜塔利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序言中写道:

   它所反对的不仅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可以相当有效地动员和运用大众的欲望),而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就存在于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中。这种法西斯主义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

   (Foucault,1983:xiil)

   反弗洛伊德的首要驱动力,对福柯来说,就是一种反对弗洛伊德所构建起来的被称之为“正统”理论的态度。正如福柯在《求知意志演说》中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那样,这是向权威表示的“反对”。当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论成为一种对某领域起到了规范作用的政治话语时,福柯发现它是存在着转化为“细微琐屑但沉重压迫着人们的法西斯主义”(Foucault,1983:xiil)之嫌的。这种法西斯主义不仅代表以前确实存在过的希特勒、穆索里尼的统治制度,更意味着存在于大众心智和日常生活中的法西斯主义,这种让人变得喜爱权力、变成激起那些支配并攫取他们的力量的欲望(Foucault,1983:xiil)。

弗洛伊德无疑具有令人惊异的先见之明,他率先处理了欲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一贡献在福柯眼中能让弗洛伊德与尼采比肩——但福柯并不认同弗洛伊德关于欲望和真理之间关系的思想阐释(Foucault,2013:192)。长久以来,人们并不习惯于将真理和寻求真理的欲望区分开。譬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求知的意志产生于知识的先验存在,它不过是知识在表现上的某种延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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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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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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