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建文 李培林: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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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建文   李培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理论。“后西方社会学”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当代社会学的重塑。“后”不是摈弃、颠覆、反抗和解构,而是创新、发展、重构甚至超越,是试图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问题导向”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将社会学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为“中国经验”的积累提供了有力的知识支持,是“后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超越了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分野,揭示了社会转型动态和连续谱式的复杂进程;产权研究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提出了关系产权、混合产权和集体产权等概念,深入揭示产权的实际运作逻辑;“单位制”和“人力资本失灵”的研究,拓展了西方的社会成本理论,挑战了人力资本理论,丰富了转型时期的组织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农民工积极社会态度的发现,对于加深西方中产阶级的研究,促进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都具有重要启示;“关系”已经进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应最大限度地容纳、修订、改造,使其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

   关 键 词:后西方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  “中国经验”  国际对话  Post-Western Sociology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ology  Chinese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dialogue

  

   “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是由中国和法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们共同提出的。确切地说,李培林研究员和罗兰(Roulleau-Berger)教授共同主持的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国际合作实验室使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即“后西方社会学和田野工作实验室”。根据李培林的解释,“后西方社会学”有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在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学都是从西方引入的,大学里教的社会学课程中,通常都有一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西方社会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社会学”相当于“经典社会学”;其次,“后西方社会学”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当代社会学的重塑,这里的“后”,更多的是创新、发展、重构甚至超越的含义,而不是摈弃、颠覆、反抗和解构的含义;最后,“后西方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学术体系,它将基于各种新的发展经验,融合各种新发现的社会规则,塑造能够面对新的社会问题的当代社会学。

   社会学的兴起是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回应,我们可以说社会学是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一门学问(Aron,1971)。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与工业化、都市化等相联系,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李培林,2008)。但全球化的过程总在变化之中。一方面,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格,非西方世界都在现代化过程中,整个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全球体系”(Sklair,1995);另一方面,全球化激发了世界各地重新去发现自身的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突显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传统,甚至形成反全球化的思潮。亨廷顿认为,在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早期,是西化促进现代化;在现代化后期,则是现代化推动“去西化”(Huntington,1996)。现代性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现代性格局,现代历史社会的发展不能嵌入到“西方及其他”(west and the rest)格局之中。构建现代世界的多样性,需要“去西方中心化”,走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批判(Therborn,1995)。

   当下,全球化进程使得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欧洲、亚洲、非洲等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全球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使更为普遍的社会学成为可能(布罗代尔,2002)。在过去近四十年间,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各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理论和方法都在不断地创新。由于知识的循环和全球化,新的中心和新的外围地区已经形成,新的层次结构悄然出现。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创新中心已经开始转向亚洲(罗兰,2014)。其特点是超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和社会科学旧有规范,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在特定时空建构起来的学术失衡,构建去殖民化的“后西方社会学”(Li & Roulleau-Berger,2013;Roulleau-Berger,2016)。

   “后西方社会学”并非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武器,更非“东方”概念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化”,而是试图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从研究主体来看,“后西方社会学”是由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内的多国社会学家们分别或共同建构起来的,是这些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对各自和共同的社会生活体验及历史记忆的一些理论抽象。从话语体系来看,“后西方社会学”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建构起来的;从使用语言来看,“后西方社会学”是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在内的不同语言首次表达出来的(谢立中,2017)。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取向与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同轨的,当今的中国社会学应该从全球化的视野去理解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金耀基,1998)。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大国的兴起,可能会形成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实践超越了很多西方传统理论。“中国经验”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应成为“后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它不排斥其他国家的经验,也不追求普世价值,但它会成为世界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题导向”,或者说,它的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为解决各种发展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像中国社会学那样,远远超出学术的圈子,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重要研究,选择了对建构国际社会学或者说“后西方社会学”能够形成对话的五个专题进行总结,以期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对话。这五个专题是:社会结构转型、产权安排、企业与组织、社会分层、社会资本。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资源配置


   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与分野,如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等等。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但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真实的世界是一个连续谱,存在许多看似“过渡”,其实相当“稳定”的资源配置类型(李培林,1992)。

   中国社会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除具有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三个显著不同于西方社会转型的特点,并由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会运行规则。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结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即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The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李培林,1995)。这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使中国发展的模式既不同于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四小龙模式,也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国家模式。

   第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人们通常认为,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力量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力量;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力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在注重市场经济的微观搞活的同时,更加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他们所忽略的一个深层因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所形成的变革和创新力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和发展方向。中国在社会转型和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很多微观领域出现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状态,而这个空白由各种基于社会结构的非正式制度填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体要素,如家庭经济、集体经济、社会网络等,都成为特殊的社会资源配置形式,在现实社会发挥着巨大作用(李培林,1995)。

   第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中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巨型社会,近40年来的迅猛发展,形成发展阶段的叠加,一些地区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另外一些地区处于中上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还有一些地区处于中下收入国家甚至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这个巨型社会在区域上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在城乡之间形成都市社会、城乡混合社会和乡村社会的“三元格局”,既面对着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问题,也面临着工业化中期的社会整合问题,还面临着工业化后期的资源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演变成社会问题。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发展问题,都凝聚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现实空间,这在过去的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李培林,2016)。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2010年之后,即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在城市化速度、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中国似乎从“经济起飞时期”进入“新成长时期”(李培林,2016)。

   中国社会学家们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也许就是使中国社会学走出了“国家与社会”对立分野分析框架的束缚,在政府、社会、市场的三维视角中研究和分析问题,特别是注重对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社会力量的研究。

  

二、产权安排与经济发展


在以社会转型、经济改革、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产权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西方学术界,产权理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的。最基本的命题是:“产权是一束权利”,即产权界定了产权所有者对资产使用、资产带来的收入、资产转移诸方面的控制权(Demsetz,1967)。西方产权理论的参考框架是没有任何产权的自然经济。在这个前提下,经济学家强调产权归属明晰化的效率意义,即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能有效率(Coase,1960)。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权问题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法律或政治等任何一个单一维度来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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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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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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