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宗教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0 次 更新时间:2018-12-06 2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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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进入专栏)  


杨庆堃先生讨论中国人的宗教时,曾将建制性的宗教放在一边。我们在前面讨论民俗信仰,也是遵循同样的原则,没有触及中国传统的佛、道二教。其实在这一方面,中国近代百年来,也未尝没有值得注意的现象:建制性宗教的世俗化。

   人生在世,忧愁烦恼、苦多乐少,不得已时寻求解脱,大概不外两条出路:或者设想一片安乐世界,其中不再有人间苦厄;或者返躬自省、萃励性情,自求安顿。前者是寄托于外,后者是修己于内。中国儒家比较注意后者,但也希望修己而后安人,建设一个比较像样的世界。儒家入世而淑世,到底是哲学。其他途径,在中国文化圈内,则是以佛、道二家为主流的各种教派。

   先秦时代,中国实际上也有类似建制性宗教的团体。战国时期的墨家,其道德理念的部分应当是儒家的血脉之一。然而,墨家本身有“天”的信仰,有“鬼”的认知,也有教主“巨子”,有纪律也有组织。在墨家谈“明鬼”的时候,其实涵盖的不只是死灵,也包含一切神奇力量,只是墨家并没有在这方面更多地发挥。

   于是,我们所见的“明鬼”部分,似乎只谈到死者的现身,我们也不清楚究竟这些现身是果报,还是厉鬼的威胁?墨家在汉代的学术分类,是列入道家者流。因此,虽然墨家在汉代已经逐渐消失,其经典也在后世才从道藏之中重新被发掘出来。墨家的出现和消失,只能说是中国本土建制性宗教还未成形就夭折中断。

   中国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到底还是以儒家作为最主要的思想系统,所以无论佛、道如何兴盛,儒家的主流位置仍旧无可否认。

   儒家本身不是一个宗教,却也有深刻的宗教情绪:慎终追远、崇功报德,都是一种细密的情感。

   我们单以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例,他对于那些历史上的楷模人物,都视为正气之所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正气之在人间,就是他列举的那些忠义节烈之士:他们将生命寄托于正气,为了持守正气,可以牺牲生命而不惜。这就是一个宗教情怀!宇宙中具体存在可见的事物,如山岳和人的身体都只是一个载体,只有正气所代表的宇宙精神才是永恒和真实。如此面貌之下的儒家,虽然没有宗教之名,实际上也具有宗教之实。于是,儒、道、佛三家如何相处,是中国文化圈内处处会碰到的问题。

   汉代出现的《太平经》,无疑是道教教义的源泉之一。《太平经》中最突出的成分,一是均平的观念,财富、地位、名声等都会妨害人类社会之中应有的“均平”;二是个人德性的内修和提升,以期达到一定的品格。这两者基本上也可看作道教徒们在寻求一个美满的世界,同时也努力完善自己在这美满世界应有的品格。《太平经》究竟来源如何,到现在还不易得出结论。

   我以为,汉代的儒家既有《礼运·大同篇》描述的大同世界,而且这大同之世必须经过小康之世的阶段,本身就是三阶段的发展。不过,《礼记》所描述的大同之世是寄托于古代的王者,不在未来的新世界。同时,汉代儒家更有天人感应这一套宇宙系统,将超越的神力和人自己的行为联系为互相呼应的体制。儒家最基本的理念当然是发端于孔子时代,特别表彰人需要经过反省、自修,培养一个高尚的人格。这些特点,与《太平经》提出的一些观念也相当符合。只是如何从一个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相配合的儒家超越系统,转变为一个建制性的宗教?是否不需要外来刺激,就能逐渐完成?我们无法判断。

   佛教进入中国,如果真是以东汉为开始,我们只能说佛教的经典和传道人进入中国的情形已见诸记录。他们带进来的零碎经典,在儒家和《太平经》铺设的舞台上,已经存在有利于发展的土壤,佛教才能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建制性的大型宗教,而且连绵两千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佛教初到时,那些零碎经典被拼凑为所谓《四十二章经》,其实缺乏有系统的主要经典。初期的传道人大多来自中亚西域,那里的佛教已经承受启示信仰的刺激(关于这一部分,下面还有交代),转变成为大乘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有相当的差别。佛教的名词本来是以梵文讨论,那是印欧语系的文字,与中国汉藏语系的汉文颇有差异。于是,很多名词以及文句传译成汉语时,借用了中国原有的儒家、道家的一些名词,这就是所谓“格义”,其中不免有勉强迁就之处。这一缺陷,要到唐代大量的佛教经典进入中国,才得到纠正。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有些胡人君主认为在中亚、西域传进来的佛教,与他们自己的族群来源比较密切,因此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其中,姚秦支持的鸠摩罗什翻译了一些重要的经典,不少至今还被佛教使用。

   唐代的玄奘西行求经,带回来大量的经典。他在大慈恩寺毕其一生精力,翻译佛经、传授弟子。他带回来的梵文佛经被直接译成汉文,与鸠摩罗什等人翻译的早期经典颇有出入。玄奘翻译的印度文献,其中其实还包括许多印度文化本身的哲学、美学甚至文学作品,并不完全是佛教的宗教文献。这些文本对于介绍印度文化进入中国,具有极大意义(可惜,由于佛教经典的掩盖,中国学者并没有努力发掘佛教以外的印度文化)。

   唐代翻译的大量经典,由于在不同的时期,对于原始佛教的阐释也有不同的意义和重点。如果有些僧侣根据某些经典作为中心,建构一套他们对印度佛教的解释,那就成为一个宗派。唐、宋之间佛教最盛的时候,有十余个大宗派。宗派林立,当然反映佛教的兴旺,却也不免使得佛教呈现出深厚的学术性,减少了对广大信众传达教义的功能。

   当时的宗派,计有律宗、成实宗、俱舍宗、三论宗、涅槃宗、地论宗、禅宗、摄论宗、天台宗、净宗(净土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这十三宗派。这十三宗中,涅槃宗归入天台宗,地论宗归入华严宗,摄论宗归入唯识宗。流传迄今者,只有十宗。后来科判这十宗中的俱舍宗、成实宗列属小乘经典。因此中土大乘宗派中,有影响的、现今仍流行的是八大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各大宗派的特点,通常以两句话简括说明:“密富禅贫方便净,唯识耐烦嘉祥空。传统华严修身律,义理组织天台宗。”(各宗名称,所谓“嘉祥”乃指三论宗,因其中心曾在嘉祥寺,余者不须解释,一望而知。)

   在中国的大乘八宗之中,唯识建构唯心论的宇宙观,三论从事哲学论证的思辨,华严及天台可以并列为哲学中的美学理论,真言也是接近此道,律宗注重戒律与规范——这是任何建制宗教必须具备的基础,按理讲诸宗均不能没有教律,禅宗则着重于个人悟觉,直观佛法精要。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诸宗也不能脱离这些基本精神。

   晚唐开始,净土宗的信众增加,其他诸宗逐渐成为高深佛学的研究者,而对于一般信众,存在深奥难解的困难。禅宗虽然号称是从东晋就传入中国,但从其本身的特色看来,这一宗派毋宁是在中国自己发展,我以为颇受孟子“顿悟”方式的影响。禅宗强调不着文字,直达“真如”。这种思考方式,与印欧文字的辩证很不相同。唐代中期,禅宗分为南北,北派比较偏于文字方面的说明和研讨,六祖慧能开始特别强调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理解佛教经义。自此以后,净土与禅宗两派,浸然成为中国民间佛教的主流。至于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下文再予论述。

   中国民间本来就有建制性宗教可以出现的条件:教团组织、崇拜的仪式、专业的教士和固定的信众。佛教传入中国,还刺激了道教的发展。从考古学上的一些线索可知,佛教进入中国的路径,河西的丝绸之路是其中一条;南方从印度经过中国西南河流纵谷,即所谓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传播途径;在江苏连云港地区,孔望山的佛教遗迹显示,经由海道进入中国也未尝不是佛教传入的第三条途径。在道教本身发展历史上,恰好四川一地拥有许多早期道教的遗迹,最显著者是汉中的五斗米道,显然是道教的天师一派的重要源头。从汉代后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在四川一地道教的人物为数不少,更有可能是因为西南中国的原居族群本来就有相当发达的巫觋传统,提供了道教发展的本土条件。

   东汉晚年黄巾崛起,青州、徐州一带是黄巾军活动的重要地区。公元一世纪,汉明帝(59—78年在位)之弟楚王英信奉佛教,就因为敬礼“浮屠”和交结方士,造作谶纬意图反叛,而被贬自杀。三国时的丹阳人笮融,从属徐州牧陶谦,据有下邳。他建造的佛寺可容三千余人,经常浴佛设酒饭,招引信徒。曹操攻取徐州后,笮融领男女数万人、马三千匹逃到广陵。这两位佛教信徒相隔百年,从他们的事迹可以看出,佛教在青徐一带扩张的规模可谓迅速。黄巾运动,与天师道密不可分。上述佛教的开展,当与道教的成长有相应的关系。

   简言之,从这些蛛丝马迹看来,道教发展的西南与东海岸两大地区,正与佛教传入的两条途径有相当程度的吻合。可以说,佛道在中国发展,几乎如同双胎弟兄同步进行。当然,凡此都是推测之词,真要落实考证还不容易,也许有一天考古学资料会提供一些可用的证据。

   道教的发展,一开始就有五斗米道组织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安乐土,在社区共同体之内互助互补:经济上互通,有大家共有的公库济助贫穷,也有地方的医药设施和组织以救治疾病。东方的黄巾军所秉持的教义,可能来自《太平经》的平均主义,以及对“三官”(天神、地神、水神)的信仰,二者互相配合又生成一种乌托邦的信仰。在这一层面,正如前面所说,人类宗教的情绪本来就盼望一个平等而又互助的组织。

   道教的起家,在理念方面借重了道家的思想;在道术方面,却是从原始“玄教”(巫觋信仰与自然崇拜)发展为术数——从这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符箓”,这是一套禳灾祈福、驭使鬼神的道术。

   魏晋开始,民间的医术与呼吸吐纳的养生之道结合为一,构成了“丹鼎派”的道教:用药物成外丹,以内修炼内丹。符箓、丹鼎二派,遂成为道家的仪式和道术的两个特色。唐代皇室姓李,道教因此成为国教;到了宋代,尤其北宋后半段的君主信仰道教,于是唐、宋两代丹鼎、符箓之学非常盛行。符箓道术延续不断,明代宫廷还曾希望经过符箓求取长生。南方的正一派,也就是后来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一派道教,由于得到上层的支持,长期成为道教的主流,甚至于称张天师为道教世袭的教主。

   金、元占领北方,在汉人的土地上已经没有汉人的统治者。河北新道教却转向民间,“全真派”和“真大派”等在河北、山东一带发展,在民间建立了相当程度的自治社区,对内维持治安,对外与异族的统治者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全真派的丘处机,就曾经被蒙古皇室远道接往西土,至中亚备大汗顾问;丘处机的建议,则是力劝蒙古大汗戒除杀戮。

   今天许多读者,从金庸的小说知道了全真派的名字,可是大家只以为全真派是以武术为主。我曾经在河北真定一带由考古学家陪同参观各处遗址,在这一带,我们也见到了许多金、元时代河北新道教的遗迹和寺观、碑文。这些记载显示当时全真派的活动,在教育、医药、卫生、水利、交通各方面的种种建树,也致力维持当地的治安,尽力折冲与调和官民关系,使老百姓有比较和平、安定的生活。这些工作,毋宁是在尘世间尽力建设一个接近理想的社会。

   从汉代开始,儒、佛、道三大系统,可谓中国人的主要信仰。此外,中国文化也不断接受其他外来影响。最主要的一项,是流行于中东和中亚的一些信仰。我认为,无论是基督教东传一派即中国所谓的“景教”(NestorianChristian),还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前在中东曾经盛行的启示性教派,又或者在北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兴起而盛行于中亚的大乘佛教,其最早的根源是波斯文化系统内的祆教及其衍生的摩尼教。

当时的中亚、西亚,普遍存在从古波斯祆教留下的,主张度过劫难后由救主启示新天新地的启示性宗教。古代波斯的宇宙观是明暗两分,他们认为人类的命运分三个阶段:从明暗不太明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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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潮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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