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试论全球治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01: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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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  

   内容提要:全球治理是我国新时期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新形势,是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制度创新需求增大,更加呈现多主体共治特点。这一方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产生了影响: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上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我们应当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树立更加辩证而不是单向度、更加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战略机遇期观。同时,还应当采取恰当的全球治理战略。争取延长区域和全球战略机遇期。

   关 键 词:战略机遇期  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虽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研究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是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不断变化的机遇的关键,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拟从全球治理新特点对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角度,对其内涵和条件变化进行初步研究,并对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和完善我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提出初步方案。

  

一、全球治理的新态势新特点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探索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目的是动员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以人类整体发展为价值导向,实施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多主体治理。深入研究全球治理符合中国的利益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①在战后的大多数时期,全球治理面对的全局性问题实质上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二是世界各地发展不均衡、经济秩序不合理的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南北问题。②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性危机继续加深,全球治理继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态势和特点。

   (一)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核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到了21世纪,上述危机进一步演化成生态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多重危险。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世界性债务困难、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仍然在继续,资源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世界性资源储备面临枯竭,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地球公害,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人类生存危机的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据预测,如果按照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2050年地球上可能有一半物种将会濒临灭绝,它的减少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最终危及人类。除了上述环境领域和社会领域之外,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正不断以新的形式挑战地区政治秩序。伊斯兰国的兴起,不仅对于中东形势、大国影响力,而且对于人类共同治理世界秩序的能力都提出了严重挑战。欧洲等地的金融危机频发,贸易保护主义以新的形式出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挑起了新一轮世界贸易秩序之争,导致贸易合作的碎片化,影响国际贸易的稳定。在这种全球治理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组治理格局,倚重更多新兴国家参与治理。新兴经济体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形式迅速崛起,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迅速增长,成为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国际重要经济力量,而且中产阶级数量上也正在赶超美国,据投资银行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自2000年以来,中国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人数增加了4340万人,高于美国的2200万人,今天总量过到1.09亿人,首次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③这意味着,新兴国家将深刻影响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导致国际社会结构和全球治理格局的重组。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主导治理力不从心,采取邀请中国、俄罗斯等国参加八国峰会,共建G20集团,分担气候变化治理、反核扩散、反恐等问题的形式,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把新兴国家拉入到全球治理的行列。而新兴国家也以人类利益为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反恐、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重点问题密切协调,”④实现了新兴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有机统一。

   (二)全球治理制度创新需求增大

   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更加推陈出新,要求国际社会抛弃集团思维,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制化。全球治理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首先,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共同体思维必然代替冷战思维和国家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思维。全球性复合相互依赖和共同脆弱性已经替代了一般性的经济相互依存,全球性问题的加重已经使得全球社会的建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方向。全球治理开始取代大国政治、集团政治,主导国家权力转移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日益变化的国际社会与国际经济结构和进程与落后的国际政治上层建筑和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安排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增加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代表权,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改变过去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地区中心主义观念以及冷战思维、相对主义思维,培养共同体观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其次,国际社会认识到,要更好地提高“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必须“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⑤第三,在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中,区域行动、自主性行动、创制性行动等都成为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的潮流。2015年6月,57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重点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支持,极大地弥补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融资方面的能力不足,是朝着国际组织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全球治理更加呈现多体共治的特点

   全球治理的理念产生历史并不短,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才成为一种全球共识,2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进入了更具实践性的操作层面,具有明显的多主体共治特征。首先,全球治理是多主体多层次的复合治理。治理的本质是多主体的治理,全球治理如同国家治理一样,越来越呈现出多主体复合治理的特征。国际关系的多元行为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中来,无论是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甚至有影响的个人,都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并随着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复杂严峻而导致了不同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位次调整,使得主体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组合,治理水平及影响日益均等化。由于多主体治理的性质,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多体系化、多结构化和多功能性。其次,需要明确更加现实和操作性的政治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事实证明,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不行,只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不够;现实的态度是,从东西方政治文明中抽出共同存在的“协商民主”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采取“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思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对于指导全球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再次,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球协调、区域协调和大国协调的力度。全球治理是人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大集体行动,国际社会动员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集中全球智慧和力量挽救人类命运和谋求人类更高福祉的世界事业,需要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有效的国际协调。历史上的维也纳会议、国际联盟,当代的联合国,都为国际协调进行了探索,但是当前的国际协调正向深层次和纵深发展,特别是最大发达国家代表的美国与最大的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正在谋求超越历史、超越自我、超越区域,建设面向全球治理新形势、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

   此外,最近全球治理还呈现出波动性、脆弱性和乏力性等特点,这与全球化管理本身的经验不足,以及全球治理权威性不够等因素有着直接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外交孤立主义等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纠缠在一起,加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世界性政党权威和政府治理能力普遍下降,造成了相当范围内的东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对区域一体化等浪潮,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反动浪潮。

  

二、全球治理新态势对战略机遇期的可能影响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它是国际治理的新陈代谢,对各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近年来的全球治理新态势,对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但正面影响仍是主要的,同时也影响了其原有的内涵与存在的条件。

   (一)全球治理新态势总体上将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

前文所述的全球治理三个方面的新态势,只要认真对待、操作得当,均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机遇及和平环境。首先,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将增加中美合作的机会。紧迫的全球治理将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迫使各国形成对于全球治理共同事业的期待和共识,迫使美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的中国在新兴国家群体中的地位,不得不联合中国共同应付全球性危机,由全球治理牵动的中美联合无疑将大大减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的压力,减少美国及其盟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而发起的日益频繁的战略挑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联合国改革、世界卫生治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议题上恢复和发展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从而破除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全球治理制度创新需求增大,赋予了中国扩大发展成果的制度空间。服务于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秩序重建和规则体系重组,这种重组不可能不对综合实力大增、不久的将来将占到世界经济半壁江山并将成为全球治理制度创新的主力军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同时,能够把自己的方案贡献给国际社会,也容易被国际社会纳入新的全球治理方案之中,这样,国际制度与世界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在这个过程中,谁的国际责任越大,谁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将承担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且在“一带一路”等倡议中身体力行,主导创建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融资平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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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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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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